三 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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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第1/3页)

    (一)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很早。在周代,它是作为"神本"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我们知道,在殷代盛行天命思想,一切均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上天具有绝对权威。周初的统治者虽然仍讲天命,但却不那么绝对了。他们一方面说"天乃大命文王"(《尚书·康诰》),另一方面又说"天畏(威)

    棐(非)忱""惟命不于常"(同上)。这种天命思想从绝对向相对的转变。标志着古代民本思想的产生。因为周代的统治者看到,殷末奴隶前头倒戈,既表明"惟命不于常",即天命靠不住,又说明民的力量的强大。这样,便出现了周初"敬德保民"的思想。"敬德".就是要加强统治阶级本身的道德修养:"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尚书·君奭》)。这些话表明,敬德的目的,固然有"祈天永命"的意思,但"天不可信",统治者的命运还是要靠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来维持("德延")。"保7 民",不仅要关心人民的利益,而且要注意倾听民众的呼声。《尚书·酒浩》说:"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康诰》说:"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以民为鉴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提高,统治者不得不在实施其统治时,注意到民心的向背。所以尽管周初统治者还没有摆脱天命观,但他们提出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却表明他们已开始把"民命"摆在"天命"同等乃至更高一些的地位。一方面强调"敬德",一方面强调"保民",而敬德又以保民为内容,这都说明周初统治者开始摆脱对天命的绝对信仰,而开始注重人事,即注重人的力量。《尚书》中关于如何保民,也有不少论述。《无逸》:"周公曰:呜呼!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这里提出了保民的基本措施--"知稼穑之艰难",即要重视农业生产,甚至要亲自参与生产("即康功田功")。《尚书·康诰》)甚至提出了保民的具体条目:明德、慎罚、裕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淮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周初虽然尚未明确提出"民本"的概念(《尚书·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但系伪古文《尚书》,不足为据),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民本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比较明确的"民本"概念了。《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前698)在解释"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一句之"以"时说:"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同书信公二十五年,也有类似的说法。

    民本思想的实质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人民的拥护而不是上天赋予的;统治者地位的维持和一切活动、特别是象战争等活动的成败,是靠的人心向背而不是上帝的保佑。周初的统治者从殷人的失败中虽然看到了"天命靡常",因而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但当时他们的天命思想仍十分浓厚,因此他们的民本思想也就不能不受到局限,民只不过是表达天意的一种工具。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便说明了这一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政权的不断更迭,加之人们的认识随着科学和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天命思想便逐渐淡薄,民本思想则以更加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孔子"罕言利与命"(《论语·子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他却很注重"爱人".就说明了这种思想趋势。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当然是对民本思想论述最多的。孔子强调"重民"。《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这里民是放在第一位的,接着是食、丧,与民生也有密切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认为统治者要正确对待人民。首先,要尊重人民:"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其次,要富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这些都说明了富民的重要性。第三,要宽以待民。"宽则得众"(《论语·尧曰》)。对于"居上不宽"(《论语·八佾》)的人,孔子不能容忍。这与他对刑罚的作用看法有关。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说明孔子并不完全反对刑罚,不过认为它们的作用有限,所以他主张执刑时要宽而不要严。孟子对民本思想的发挥比孔子更加具体而深入,这一方面与他继承前人思想资料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争频仍,民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孟子有句名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并不是说君不重要,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告诉君主,要保持自己的尊贵和维持自己的统治,首先要尊重和爱护老百姓。他以桀纣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里,既讲了得民的重要性,也讲了得民的方法就是要注意满足人民的需要。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所以孟子认为光口头上喊仁义而老百姓却得不到实惠,那是不行的:"今有仁心仁间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同上)空谈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也是不足法的。要得民心,便要了解民心,所以盂子特别强调要与民同乐:"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这种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受到贾谊的重视,在《礼》一文中还曾引用。盂子认为,以民为本就必须行仁政,他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所谓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等,就是爱民、富民的一些具体措施。

    荀子作为先秦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一位思想家,他也十分强调以民为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里,荀子从君的产生论证了民比君更具有根本性。他曾经叙述过这种产生过程:"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既然君是民推举出来总管其分者,所以君就必须尊重民、关心民并且善用民。"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所谓"得百姓之力者富",是说生产上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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