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初两个突出的社会矛盾
一 汉初两个突出的社会矛盾 (第2/3页)
马而盟日："非刘氏而于者，天下共击之。"（《汉书·王陵传》）高帝认为异姓诸侯王靠不住，所以在他逝世之前，将他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鲸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逐步加以消灭，只剩下一个吴姓长沙王。而另一方面，他却大封同姓。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高帝死时，同姓王已有九个："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我们知道，秦统一中国后，曾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经过秦未大乱，在汉代虽然有一些被秦征服后设了郡的少数民族地区又重新脱离中央政府的支配而独立活动，但秦代的版图基本上还是为汉王朝所继承下来了。可是由于分封制的实行，汉朝中央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地盘只有十五个郡，其他大多数郡则被划归诸侯王所管辖。这样，便造成了"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候王表·序》）的尾大不掉局面。因为诸侯王有了自己的地盘以后，便要增强自己的"势"，不仅发展经济势力，而且要扩展政治势力。所以尽管汉高帝封同姓王的本意是希望以此加强中央政权的辅翼，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历史事实表明，争权夺利这个人类最卑鄙的本性，往往是可以使人六亲不认；反目为仇的。如果说，在高帝时，由于高帝本人威望。同姓诸侯王大抵还年幼，加之异姓诸侯王还存在等原因，中央政权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还未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当高帝逝世。异姓诸侯王势力基本消灭以后，这个矛盾就逐渐暴露并愈演愈烈了。
文帝即位初年，全国的诸侯王有十多个，其中除长沙王吴右是异姓王之外，其余均为同姓王。在这些同姓王中，有些为文帝亲子，如太原王刘参、梁王刘胜、代王刘武；有些新继王位，如燕王刘嘉、楚王刘郢，他们还不足以为害。但有些王则或以老大自居，或以功臣自居，便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以齐悼惠王刘肥的几个儿子为例：刘襄当了齐哀王；刘章被吕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刘兴居封为东牟侯，此二人均宿卫长安。在诛诸吕的过程中，刘章有杀吕产之功，刘兴居有除宫之功。他们原以为汉家皇帝宝座非他们兄弟莫属，可是在诸大臣议立皇帝时，却以"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钩，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史记·吕太后本纪》）的理由给否定了。因此，刘襄兄弟的怨恨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文帝即位之后，为了安抚他们兄弟，便尽以高后时所割之城阳、琅琊、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琊王王燕，益封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各二千户。文帝二年，又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但这一切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政治野心。所以便发生了文帝三年的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幸好，在此以前刘襄、刘章己相继死去，不然的话，刘兴居的叛乱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平息下去的。
还有一个淮南王刘长，他是汉高帝的少子，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刘长恃亲骄恣，不仅无视中央政权，而且想取而代之。汉文帝六年刘长谋反。张苍等上书，要求将刘长如法"弃市"时，文帝却说："朕不忍致法于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长死后，还先后封其子为侯、为王。
再有一个吴王刘濞，他是高帝兄刘仲之子。文帝的堂兄。刘濞封吴王是在高帝十二年（前195），至文帝即位（前179）。他已经在吴国经营了十多年，"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见，其经济实力已相当强大。文帝即位之后，吴太子入见时，因与皇太子饮博，发生争执，吴太子被皇太子击杀，这一下便在文帝与吴王之间结下了私仇。于是"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开始，文帝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同上）从而使双方关系闹得十分紧张。后来文帝采取怀柔政策："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同上）这样虽然暂时缓和了中央政府与吴国的矛盾，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所以后来在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中，吴王还是成了叛乱各国的盟主。以上情况，正如贾谊所说："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亲疏危乱》）"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权重》）贾谊的这种分析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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