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二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第2/3页)
谓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苟身常无意，但为祸未在所形也。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可谓仁乎！（《权重》）
贾谊的批评，都落脚到一个"仁"字之上。因为所谓"力当能为而不为"，就是说主观上既有能力、客观上也有必要去干的事，却偏偏不去做，那岂不是"畜乱宿祸"、"故成六国之祸"吗？这种作法当然也是"不仁"的一种表现。
还必须指出，贾谊之所以把"割地定制"作为施"仁政"的一种方式，是与他继承了孟子"正经界"的思想分不开的。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盂子·滕文公上》）本来，孟子讲的"正经界"是指土地制度，即认为只有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才能制止暴君污吏在经济上的侵夺和扩张。可是贾谊却将孟子的思想推而广之，把"割地定制"也称为"正经界"。他说："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至无状也。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一通》）孟子之所以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是因为他看到了物质利益上的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孟子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主张用"井田制"的措施来达到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社会理想，却是违背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贾谊将孟子的这一思想用之于阻止汉代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一方面既具有儒家"仁政"的美名，另一方面又达到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实际目的。由于他的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尽管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某些曲折，但最后还是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必须指出，贾谊"割地定制"的主张外表虽然打的是儒家"仁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实行的却包含着不少法家的思想。关于这一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早已指出。他说：谊之言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字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逾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侯王之地而众建之，富贵骄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此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李斯？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惨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灯余一焰，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言何容易哉！（《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在批评贾谊时的儒家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他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全盘加以否定，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王夫之指出，贾谊这一主张是"阳予阴夺之术"，因而他和法家一样是主张"相縻以术"的，这一点却是道出了实情。因为尽管贾谊在《五美》一文中说，割地定制之后，"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但是这种"割地"的结果，必然是使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而中央政府的力量不断壮大。谓之"阳予阴夺"，不亦宜乎！然而，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种"阳予阴夺"并不坏，它的确起到了巩固中央政权的作用。王夫之对贾谊的批评，更多地是一种道德评价。如果从当时现实情况的需要出发，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贾谊的这种"术"的。
贾谊"割地定制"主张中包含的法家思想，除了王夫之所指出的"阳予阴夺之术"以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法"。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中的"制"实际上是一种法制。就是说，要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法制上加以明确。在《制不定》一文中，贾谊把诸侯王比作"髋髀之所"，把法制比作"斤斧"，说："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众理解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己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这里，贾谊把仁义与法制都看作人主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既反映了他的礼法结合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为了对付那些为非作歹的诸侯王，更着重地是要实施法制。
其二，是"势"。法、术、势相结合，这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特点。贾谊也吸收了这一思想特点。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割地定制"，就是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势。贾谊说："树国必审相疑之势"（《藩伤》）。就是说，天子封国建藩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让诸侯国的势力无限膨胀，以至达到"上下相疑"（同上）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葅醢耳，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天下无可以侥幸之权，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且知其安。"（《五美》）可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本细末大"，即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而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因而造成一种"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的本末倒置的状况。对此，贾谊十分忧虑。所以他用楚灵王的教训警告汉文帝："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日：'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于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尹申亥之井。为计若此，岂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细末大，弛必至心。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大都》）这个故事说明，楚灵王只顾眼前利益却不顾长远的危害，结果导致"尾大不掉"，臣主之间形成一种相疑之势，最后使自己遭至灭身之祸。正是鉴于这种教训，贾谊强调要审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做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起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日：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干里也。（《审微》）
所谓"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这句话具有唯物辩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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