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
三、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 (第1/3页)
（一）传统的夷夏之辨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的儒家的华夷之辨。这种观点认为，中原民族（古代称为"诸夏"或"华夏"）在文化上比四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古代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混称"夷狄"或"戎狄"）要先进。这种先进，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原民族尊重传统的礼制，而少数民族则往往没有这些礼制。所以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当时的"夷狄"虽然有君主之设，但却不遵守礼法，所以君臣上下的名分有也等于无；而"诸夏"则不然，由于它注重礼制，所以即使无君，等级秩序也照样存在。这种以是否有礼制来区分华、夷的做法。在汉代依然存在。我们且看当时汉使与中行说辩论的问题。如"匈奴俗贱老"，"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网庭之礼"（《史记·匈奴列传》）等，便都是属于礼的范畴。
既然中原民族的文化水准高于四境的少数民族，那么从逻辑上讲就应该是先进领导落后，而不是相反。因此，当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四境的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的情况时。那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贾谊认为，这时天子就要挺身而出，采取怀柔措施去争回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他针对"天子下临，人民悹之"的说法，反驳道："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慉渠颇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则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下临人之民哉？"（《匈奴》）显然，贾谊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又反映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因此贾谊对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屡侵边境，迫使堂堂的汉朝皇帝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史记·匈奴列传》）的状况十分不满。所以他在给文帝上书时，激愤地说：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天下倒县，莫之能解，扰为国有人乎？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且病痒。夫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臣故曰"一方病矣"（《解县》）
这里，贾谊的首足、上下之分，显然和儒家传统的礼制观点分不开。但是，他所说的"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介胄而睡"，却是对当时官民、将士为抵抗匈奴入侵而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体现了贾谊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
所以，贾谊对汉文帝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十分不满。他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增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戒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势卑》）
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车舟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而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威不信》）贾谊批评文帝的这些话不可谓不尖刻，然而文帝却为什么不为所动呢？这里，内部诸侯王强大，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准备抗击匈奴，便趁机谋反，发兵欲袭荥阳。这时，文帝只好"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史记·孝文本纪》）。除了诸侯牵制之外，汉初社会国力不够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汉高帝平城之困，给汉初几个皇帝留下了比较深的心理压力，因此一谈匈奴，往往为之变色。所以自高帝使刘（娄）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始，中经惠帝、吕后，至文帝，均只好按高帝对匈奴的这一既定方针办。当然，文帝一朝也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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