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史观
三 社会史观 (第1/3页)
贾谊的社会史观有某些积极的因素，也有不少消极因素。其积极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重势
贾谊重"势"，企图从中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过秦下》贾谊指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善于"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他讲的"理"，是指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他讲的"势"，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显然，这是对先秦法家理势思想的继承。例如，商鞅说过："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商君书·画策》）韩非则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但先秦法家所强调的"势"，乃是与"法"、"术"相联系而存在的"人为之势"，而非"自然之势"。韩非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同上）韩非之所以强调"人为之势"，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只强调"自然之势"，容易使人消极无为，认为"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同上）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单纯地强调"人为之势"而忽视"自然之势"，往往容易导致一意孤行、主观蛮干。秦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因而及时改变统治策略，结果导致二世而亡，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贾谊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所以他在论"势"时，更多地是分析"自然之势"，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但他也并不忽视人为的作用。
贾谊讲的"势"，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地势、时势、事势，也包括权势、理势等等。但他论"势"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能辩证地处理"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的关系，既不离开"人为之势"去孤立他讲"自然之势"，也不离开"自然之势"去孤立他讲"人为之势"。以下我们来分别看看他对这些"势"的论述。
关于"地势"。在《过秦》一文中，贾谊在分析秦国之所以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时，就曾指出与其地势有关："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过秦下》）又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过秦上》）。这里讲的"崤函之固"，"被山带河"、"四塞之国"，都是说的地势之"险阻"。贾谊认为秦国地势优越是其称霸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善于因时变法的问题："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正由于秦人据有地利、又能因时变法，所以才能"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振长策而御字内"（同上），终于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大业。可是，在"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即地理条件并未改变的情况下，秦王朝统一中国只有十五年，就"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同上），其原因何在呢？贾谊认为，就是因为秦统治者不懂得攻与守不同的"时势"，因而及时变法。贾谊这种既重视自然条件又不囿于自然条件的思想，有其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否认自然条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情况更是如此。
关于"时势"。这是指政治斗争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势。
贾谊说的"攻守之势异也"（《过秦上》），就是指攻取天下和保守天下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因而要相应地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他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过秦中》）显然，贾谊这种"取与守不同术"的观点，与陆贾的"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脉相承的。政治形势虽然是人类活动的表现，但就其性质来说，却是客观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也是属于"自然之势"。人君要求得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把握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形势，及时改变自己的统治策略。就是说，既要懂得"并兼之法"，又要懂得"守成之数、得之之术"（《时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否则就要失败。
关于"理势"。这是指的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如贾谊说："计令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大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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