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人对贾谊的评论
二 后人对贾谊的评论 (第1/3页)
后人对贾谊的评论颇多，而且分歧很大，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贾谊的遭际，即汉文帝待他是厚还是薄？二是关于贾谊思想的派别属性，即是属儒家，还是属法家或其他什么家。
（一）对贾谊遭遇的不同看法
关于贾谊生平遭际到底是好还是坏的争论，在汉代即已开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贾谊与屈原合传，尽管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是因为他们两人均善于"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但实际上是惺惺惜惺惺，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更加同情屈原和贾谊的不幸遭遇，此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看他在《贾谊传》中，一则曰由于绛灌等短贾生。"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二则曰贾谊困"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三则曰贾谊谏封淮南王子，"文帝不听"；四则曰他自己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无处不充满着对贾谊不遇的同情之心。刘向实际上是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所以他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班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同上）所以他在《汉书·叙传》中又说："贾生矫矫，弱冠登朝，遭文睿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屏藩，以强守围；吴楚合从，赖谊之虑。"可见，争论的双方都一致肯定贾谊的人才，而分歧之点则在于：司马迁和刘向认为，按贾谊的才能完全可以任公卿，况且文帝有此打算，可是由于当朝大臣的阻挠，文帝这个愿望不仅未能实现，而且逐渐疏远贾谊，使他终于藩国太傅之任；而班固则认为，贾谊虽不至公卿，但其谋议已略施行，从这一点来看，他"未为不遇"。
自两汉以后，历代关于贾谊的生平遭遇的不同看法，大体上都没有越出司马迁、刘向与班固的观点。例如唐人李善在注《昭明文选》中贾谊的《鹏鸟赋》时，就说过："贾生英特，弱龄秀发，纵横海之巨鳞，矫冲天之逸翰，而不参谋棘署，赞道槐庭，虚离谤缺，爱傅卑土，发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谓之未为不达，斯言过矣！"《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周代外朝种植槐棘，以为朝臣列班的位次。后人因以槐棘代公卿之位。可见李善是明确地认为贾谊当时只有登公卿之位，才可以称得上是"达"和"遇"。宋人欧阳修亦持此论，他说："班史《赞》之以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予切惑之。"接着，欧阳修分析了贾谊一系列主张被文帝采纳了的情况后说："故天下以谓可任公卿，而刘向亦称远过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浅，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斩级矢石之勇，或鼓刀贩缯贾竖之人，朴而少文，昧于大体，相与非斥，至于谪去，则谊之不遇可胜叹哉！且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裨坠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泪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岂曰天年乎？则固之善志逮（殆）与春秋褒贬万一矣。"（《贾谊不至公卿论》，载《长沙贾太傅祠志》卷一）在欧阳修看来，贾谊之不遇，是由于大臣之"非斥"，文帝之"远贤"。王安石承班固之说，认为"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生》）可见，在王安石看来，一个人的遇不遇，不在于其官职大小，而在其言能否为君王采用，其言能被采用，则可谓受知遇之恩，如果其言尽废，那么即使位至公卿也难以言知遇。苏轼在《贾谊论》中谈到贾谊之所以见疏于文帝时，则归咎于他"不能自用其才"，即不善于深交绛灌等大臣，"默默以待其变"，相反，而是"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清人袁枚说："吾尤怪太史公谓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阳年少，内位大夫，外为师傅，非不遇也。文帝肫诚，自惊不及，宁肯虚誉？其所议论，颇见施行，其未为丞相者，将老其才而用之。宾门纳麓，尧试舜且然，而遽谓文帝之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耶？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为《鵩赋》、《吊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颜渊不改其乐，亦三十而卒。乌得以其早亡，为有所怼乎？"（《读贾子》，载《长沙贾太傅祠志》卷二）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尽管关于贾谊遇不遇的争论非常热闹，表面看来双方意见颇为对立，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两种不同意见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要我们深究一下便可发现，争论双方对"遇"与"不遇"所持的标准并不一致。就司马迁、刘向。李善、欧阳修一方来说，他们所谓"遏"的标准，是贾谊应按文帝起初的打算那样，"任公卿之位"。既然贾谊没有登上公卿之位，还被文帝疏远，最后郁郁而死，那当然就是"不遇"。就班固。王安石一方来说，他们所谓"遇"的标准，是贾谊的一些政见到底还是被文帝采纳了，因此尽管他未至公卿，但还是"未为不遇"。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前者更为重视的是个体的目前的现实的价值，而后者更为重视的是群体的长远的历史的价值。须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往往重群体价值而轻个体价值。持这种价值观的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首重其对社会的价值，至于其个人的富贵利达是不必过多地计较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具体反映。古人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其立论的出发点也就是首重社会价值，即强调个人应该对社会尽义务，至于个人的权利是什么，社会应该如何给个人所尽的义务相应的权利和报酬，则往往被忽略了。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所以象班固这样的正统史学家便不满意于司马迁突出地强调贾谊的个人遭遇。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证据之一，就是说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司马迁何止在"述货殖"时是如此，他在品评人物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对贾谊滴居长沙的忧愤心情的无限同情，不正是"崇势利而羞贫贱"的一种表现吗？司马迁对个体价值的这种尊重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表明，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关系，正如同权利与义务。功利与道德的关系一样，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固然离不开群体而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个体，群体也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甚至会变成一种无人身的抽象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会是驾临于个体之上的东西，而且会成为与个体相对立、压迫个体、扼杀个性的东西。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礼教"、所谓"理学"，不正是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吗？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从屈原、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另一传统，即比较尊重个体价值，表现个性。抒发性灵。而后代一些文学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尽管班固论断贾谊"未为不遇"，但是他们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继司马迁之后，反复咏叹贾谊的"不遇"。
总之，如果按照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相统一的观点来衡量贾谊，我觉得贾谊一生既有"不遇"的一个方面，也有"遇"的一个方面，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抹煞另一个方面。所谓"不遇"是指贾谊本来可以任公卿，结果反而被谪居长沙任太傅，这个客观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就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不幸的。所谓"遇"则是指他的有些重要政治主张毕竟被汉文帝接受并实行了，有些主张虽然汉文帝未见实行、但其后继者却实行了，从而对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贾谊的确实现了"三不朽"。正是由于贾谊对汉王朝的贡献大大超过了汉王朝对他个人的给予，所以后人才更加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这种同情，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消极抗议。
（二）对贾谊思想属性的不同看法
对于贾谊思想的派别属性，历来分歧也颇多。这些分歧大体有以下几种：有论其为法家者。司马迁在论述西汉前期的思想发展形势时曾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明确地将贾谊作为汉初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夫之基本上也是持司马迁的观点，他虽然说过"谊之为学， 而不纯"，但从他评论的主要倾向看，还是认为贾谊是法家。例如，他一则说贾谊"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二则说："贾生之言曰：'使为治，劳治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欲立经陈纪，为万世法。'斯其为言，去李斯之言也无几"；三则曰谊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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