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晁错的几项具体政见
一 晁错的几项具体政见 (第2/3页)
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这就是说，皇帝决定募民实边，这是一件使屯垦戍边更省事、减少运输费用的大好事。现在的关键就要看下属官吏能否认真贯彻陛下旨意，把这件事办好。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这篇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根据气候、水土、自然环境，确定边境城镇建设的地址；要划分住宅范围，规定耕地的界限；要修建一堂两屋的住宅，准备好生活和生产的器械，这样就可以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同时，还要派医生和巫祝去，以治疗疾病，祭把祖先。要使男女成婚，生老病死互相照顾，坟墓相连，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住房完备，这样就可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
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具体来说，使五家为一伍，伍有伍长；十伍为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为一邑，邑有假候。这些官吏都要选择有才能、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居住时让民众练习射箭的技术，出外时教民众如何应付敌人。在内有一支训练成熟的队伍，在外就能凭军威镇定局势。训练成熟后，不要让他们再迁徙。这样，边民"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晁错对募民徙边的措施，考虑是比较具体和细致的。后人对晁错的这一主张评价也颇高。例如，王夫之指出："晁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寓兵于农之法，后世不可行于腹里，而可行于塞徼。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踉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王夫之还特别肯定晁错关于根据气候、水草等自然条件确定边境城镇地址的思想。他说："沿边之地，肥硗不齐，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绥抚无术，必反而为北狄用。此二患者，轻于言徙，必逢其咎，而实边之议，遂为永戒。错之言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读通鉴论》卷二）晁错移民实边政策，开后代屯田政策的先河。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对晁错徙民实边政策的评价也应实事求是，因为它毕竟不过是当时对付匈奴的措施之一。纵观西汉一朝对付匈奴的方法凡四：其一为和亲政策，贾谊的"三表"、五饵"大体上也属于这一范畴，不过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指出的，贾谊只是希望更加自觉地利用这一政策，以达到分化、瓦解匈奴的目的。晁错的"以夷蛮制夷蛮"的主张，与贾谊此说有相通之处。和亲政策在西汉前期是对付匈奴的一项主要政策。其二，是徙民实边，这是晁错的主张。这一主张虽为文帝所采纳，但实行的情况如何，由于史料有缺，不得其详。不过从工夫之说的"实边之议，遂为永戒"来看，可能执行的情况并不太好。其三，是当匈奴大举入侵时，临时派军队进行驱赶，但也只是赶出边塞为止。这样的战役在西汉前期曾多次发生，从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战略防御的性质。其四，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匈奴进攻，长驱直入，将匈奴赶到远离中原边塞之地。这属于战略进攻，主要发生在武帝一朝。在西汉前期，前三种措施实际上是同时并用，且以和亲政策为主。情况既然如此，因此我认为在评价贾谊的"三表"、"五饵"政策与晁错的徙民实边时，就不能说那个"疏阔"，那个是"深识"，二者都是为当时的实践所需要的。这是其一。其二，晁错虽然提出了徙民实边的政策，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他还是希望速胜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言兵事疏》主张主动出击，而且当他提出徙民实边建议的同时，还是希望文帝"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募民实边疏》）所谓"壹大治"，就是要狠狠地惩治一下，并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匈奴一蹶不振。对晁错的这种求速胜的思想，王夫之有过批评。他说："特其曰：'绝匈奴不与和亲，其冬南来，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此则未易言也。非经营于数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羁縻以和亲，而徐修实边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祸而冒昧以逞与，大治之，无虑其不克矣。"（《读通鉴论》卷二）可见，在王夫之看来，在对付匈奴时，和亲、实边、大治，三者不可缺一。
（二）重农贵粟，务民于农桑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也就是贾谊逝世的那一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
在这篇疏一开始，晁错就和贾谊一样，揭露了当时国家粮食匮乏的严重局势。不过晁错不象贾谊在《忧民》和《无蓄》篇那样言词激烈，直斥当时之时弊和帝王之不省；他主要是正面论述粮食不足的危害性。而这种危害性就在于它势必引起社会动乱，导致民心离散。晁错指出，圣明的帝王在位，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不饥不寒，并不是帝工能亲自耕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得物质财富的道路。所以古代的帝王尧、禹、汤都很重视粮食生产，即使遇到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也没有饿瘦、饿死人。现在国家统一，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这些都不比夏禹、商汤时差，加之几年来风调雨顺，无水旱之灾，可是粮食却没有禹、汤时多。晁错认为究其原因，就在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显然，这些原因都是人为造成的，尤与朝廷的政策不当有关，其中特别是不重视农业。所谓"游食之民未尽归农"，正是不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晁错指出，不重视农业，必然造成老百姓的贫困。"民贫，则好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 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民如鸟兽，奸邪丛生，当然只能给社会带来动乱。
晁错在这篇疏中还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他指出、如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服徭役的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获不过百石。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到头，既要替官府办事，供应官差，还要应付急政暴赋，苛捐杂税。当交纳赋税时，有东西的半价而卖，没有东西的以加倍的利息借债，于是有的农民只好"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晁错揭露的当时社会农民破产状况，与贾谊讲的情况完全一致。贾谊在《忧民》中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贾谊和晁错的这些话，说明当时农民的处境的确是十分悲惨的。可是当时的商人情况如何呢？晁错指出，那些富商，大的积贮资财获得成倍利息，小的坐在商行里贩卖货物，他们屯积居奇，牟取暴利，成天在城市中游逛，乘朝廷急需之时，成倍提高物价。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所谓"因其富厚，交通工侯"，说明商人不仅物质财富力量雄厚，而且在政治上也在发展其势力。商人之所以要"交通王侯"，是因为汉初采取抑商政策，商人要在政治上求得出路，便只有和那些与中央政府处于离心离德状况的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相勾结。由于商人既有经济势力又有政治势力，所以他们就更加有力量去"兼并"农人，造成农人大量流亡。
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向中央政府建议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是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认为，对于民众，要看帝王如何治理他们。他们求利的倾向就象水往低处流，东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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