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察社会、探求人生的见解
三、观察社会、探求人生的见解 (第1/3页)
杨泉《物理论》主要是一部探讨天体、解释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理论著作。这部理论著作没有局限在这一领域，还较广泛地涉及到历史、社会和人生等诸多方面。从今存佚文来看，杨泉观察社会政治、探求人生哲理的有关论述，仍有相当精辟独到的见解，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就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作些简单介绍。
（一）关于对中朝玄学的批判
西晋元康到永嘉年间，即晋惠帝、怀帝在位期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王朝显示出衰败的征兆和迹象。中朝玄风大畅，"贵无"哲学盛行，《庄子》一书成了礼法之士的精神支柱。所谓"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概括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在高层人物王衍、乐广的提倡下，向秀在先、郭象于后，分别著成《庄于注》，在宇宙本体论上，或倡"自生"，或论"独化"，鼓吹虚无。元康末年，裴才写出《崇有论》，"患时俗放荡"，"以释其蔽"（《晋书》本传），力图遏制虚无风气。
我们认为，杨泉的《物理论》应置于西晋中朝玄学的历史环境中认识它的理论意义；写成的时间要早于裴《崇有论》，写成的地点必在洛阳或附近。
杨泉批判中朝玄学的言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斥责"贵无"论的大谬不然，杨泉是以一种鄙夷不屑的语气予以评论的。
他还说：夫论事比体，不得其体，虽饰以华辞，文以美言，无异锦绣衣掘珠、管弦乐土梗，非其趋也。夫解小而引大，了浅而伸深，犹以牛刀割鸡、长殳刈荠。
语日：士非玉壁，谈者为价。谈者之口，犹爱憎之心。
以上这些言论，仍然是针对中朝玄学崇尚清谈的世风而发的。注重言辞之美，评议容姿如玉，弥漫于整个士族社会，形成一种畸形变态的时尚。这方面的例子甚多，《世说新语》一书中有生动的记录。清谈中，越是闪烁其词的抽象言论，越受到士人一致的称誉。只要声调"靡靡可听"，说什么都无所谓，说得有无道理都不计较，同样"超超玄著"（《言语篇》）；或"如悬河泻水"，或成"三语椽"，都受到"推服"，令人"绝倒"，干脆不加思考，不加分析，盲目信从。张华教人清谈中"可勿作常语"（《排调篇》），可谓名士们追求的"言谈之林薮"。至于将堂堂男儿形容成"珠玉"、"白壁"、"玉人"，把当朝宰相王衍刻画成"容貌整丽"（《容止篇》）、肤色白嫩如玉，干脆变为女流之类的尤物了。而这些有违阳刚本色的用语，在当时却是不能轻易许人的颂扬之辞。因此，言语"不得其体"，追求女性化的容颜，是清谈场中至关重要的两项内容；"谈者之口，犹爱惜之心"，完全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杨泉揭示的这些情形，正是当时洛下士风实际。
同时，清谈玄风所及，儒学的地位进一步削弱，《老子》、《庄子》成了权威的经典。杨泉讲，他是读《诗》而"悟闻《诗》之义"的，对儒家经书很重视。他又说：夫五经则四海也，传记则四渎也，诸子则泾渭也。至于百川沟洫畎浍，苟能通阴阳之气，达水泉之流，以四海为归者，皆溢也。
充分肯定"五经"如四海般博大精深，容纳众流百川，这实际上也是对玄学学风的一种抵制。
（二）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论
对于政治，杨泉不感兴趣。他被征入洛，不就官职，不入官场，始终保持"情操自然"的本色，从事著述。因此，他在这方面不可能有深刻的体会，讨论问题只能就观察所及，作点泛泛之议。《物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言论，一是不多，二是不深入。兹引录如下：语曰：上不正，下参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剥富强，以养贫弱，何异饿耕牛乘马而饱吠大、弃干将而砺铅刃也。
使民主养民①，犹蚕母之养蚕，则其用岂徒丝蚕而已！
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鱼。法不明，则类于细栉。细栉，则苟慝生也。
吏者，理也，所以理万机、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犹使狼牧羊、鹰养雏也。是以人主务在审官择人。
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万人之英。得其人，则事易于反手；不得其人，则难于拔筋。在金石日坚，在草木日紧，在人日贤。贤人为德，体自然也。故语日：黄金累千，不如一贤。好与天地俱生，自然之气也。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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