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第2/3页)
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有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懊恼，甚至还有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牢骚，有的论者认为杜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①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过了。诗人们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即如杜甫的《醉时歌》，王嗣爽在《杜臆》卷一中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其实，从这种愤激之同中，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②那么，杜甫所拳拳服膺的儒术，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或者说，杜甫对于庞大、复杂的儒家思想体系，是兼收并蓄，还是择善而从呢？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在这八派之中，影响后代甚钜的是孟轲（即"孟氏"）和苟况（即"孙氏"）两派。孟子的学说虽亦自成体系，但它在本质上与孔学比较接近，所以后人把孔学与孟学合称为"孔孟之道"，这实际上也就是早期儒家的代名词。荀子则不同，尽管他有时也被人看作大儒，但他主张性恶，强调礼治，实已具有鲜明的法家倾向，韩非、李斯出于其门，决不是偶然的。到了汉代，董仲舒由于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汉人心目中得到"为儒者宗"（见《汉书·五行志》）的地位，但事实上正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等思想搀入儒学，从而对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大改造，使之变得面目全非。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唐发生的这两次对儒学的改造在杜甫身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社甫所服膺的仅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而且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一）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中的精华，杜甫对之终身服膺，须臾不离。儒家主张行"仁政"："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孟子·离娄》下）杜哺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儒家主张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沦，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儒家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① 见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论杜甫的世界观》，载于《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② 参看鲁迅对阮籍、嵇康与礼教关系的分析，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而已集》）。兵默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应该指出，孟子那种"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①在杜诗中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由于杜甫生活在封建秩序早已确立的唐代，他不可能公然谴责皇帝，但我们综合全部杜诗，却不难看出，在诗人心目中，人民的地位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他有时在诗中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式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侧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的精神了。②社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涵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
（二）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爱国思想
儒家重视尊王，孔子在《春秋》中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公羊传》认为这是"大一统也"。儒家又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想中有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杜甫亲身经历的安史之乱，既是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叛乱，又是一场威胁汉族政权的民族斗争，所以诗人采取了坚决拥护唐王朝，反对安史叛军的态度。当安史叛军占领洛阳、长安后，许多身居要职的大官纷纷投降，接受伪职，即使是杜甫的诗友王维、储光羲等也都为了保全自己而接受了伪职，但是仅仅做着有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的微官的杜甫却与叛军不共戴天。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在羌村听说肃宗即位于灵武，即只身赴延州，欲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执，送至长安后，又于次年四月冒着"死去凭准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危险逃至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社甫对安史叛军始终用"胡"字称之，如"群胡归来血洗箭"（《悲陈陶》），"胡行速如鬼"（《塞芦子》）；或蔑称为"胡羯"："胡羯仍构患"（《彭衙行》），"胡羯漫猖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或"胡虏"："胡虏潜京县"（《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胡虏何曾盛"（《复愁十二首》之十二）；或"逆胡"："逆胡冥寞随烟烬"（《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称叛军首领安禄山为"胡雏"："胡雏逼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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