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艺术启迪之二："诗家初祖杜少陵"
三、艺术启迪之二："诗家初祖杜少陵" (第1/3页)
蒋士铨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辨诗》，《忠雅堂诗集》卷一三）当宋初的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前正矗立着唐诗的巨大山峰，所以宋初诗坛在整体上呈现出对唐诗顶礼膜拜的姿态，诗坛风气的变化表现为选择不同的唐代诗人作为诗学典范。《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翁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枯、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大自、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①蔡居厚的这段话有两处遗漏：一是宋初还有崇尚贾岛的晚唐体（九僧、寇准、魏野等），这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中说得很清楚。二是欧阳修等倡导诗文革新时曾师法韩愈诗文。值得注意的是，被宋初诗人树为典范的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等都是学杜有得的唐代诗人。为什么宋初诗人学习白居易等人却不进而师法杜甫呢？我们认为白派诗人王禹偁的情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王禹偁对于杜甫非常推崇，但他的作品却主要是体现了白居易诗风的影响，很少有类似杜诗者。《蔡宽夫诗话》载：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居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日："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二句既表明王禹偁有学杜的意愿，又说明他认为杜诗的造诣高于白诗，当自己的水平还不足以学杜时，只能先学白诗。
宋初的其他诗人没有能象王禹偁那样对杜诗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其中如西昆派诗人甚至数典忘祖，诋杜甫为"村夫子"（见刘攽《贡父诗话》），但事实上他们学习白居易、贾岛、李商隐而不学社甫也是由于水平不够，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我们知道，五代时社会动荡不安，诗坛落寞沉寂。身处乱世的诗人不但缺乏深情远志，而且在艺术上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气魄，所以只能以诗风浅易的白居易与境界狭小的贾岛为模仿对象。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局面，但是文学并不能随着改朝换代而突然发生同步的变化。从沿袭旧习到树立新风，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宋初的白体、晚唐体诗人仍沿续五代诗风，而稍后的西昆体诗人选择沉博绝丽的李商隐诗作为典范，虽然带有矫正五代诗浅陋卑俗的积弊的意味，但仍然缺乏自成一家的气魄，徒得李诗之形貌而未造其深婉意境。也就是说，宋初诗人①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嵩山文集》卷一六）、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可与此参看。
在诗歌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造一代独特诗风以与唐诗争雄的信心，所以未能取法乎上，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的对象。然而，由于杜甫是唐诗艺术的最高典范，而白居易等都是受杜甫影响甚深的诗人，所以学习白居易等的结果终将导致学习杜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宋初诗坛的风气正暗含着以杜甫为典范的潜在价值取向。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体现了宋人对于建立一代诗风的最初自觉。欧阳修等人对于宋初诗风是深为不满的，这种态度后来由其弟子苏拭尖锐地表示出来了："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居士集叙》，《东坡集》卷二四）①对宋初诗风的不满当然包含了对宋初诗坛的典范选择的不满，所以从仁宗初年开始，诗人们转而在唐代诗人中选择新的典范。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尊杜学社。南宋的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徐斯远文集序》，《水心文集》卷一二）其实尊杜的倾向在庆历以前就开始了。卒于庆历元年（1041）的石延年"大爱杜甫，独能嗣之。"（范仲淹《祭石学士文》，《范文正公文集》卷一○）苏舜钦则于景祐三年（1036）编成《杜子美别集》（见《题杜子美别集后》，《苏舜钦集》卷一三），而石、苏二人是与欧阳修一起从事诗文革新的主要诗人。宝元二年（1039），王诛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此本后经王琪修订，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详见第五节）。相传欧阳修"不甚喜杜诗"（刘攽《贡父诗话》），今本欧集中也确有"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二九）之类的话，但事实上欧阳修也是尊杜的，他有诗云："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感二子》，同上卷九），"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同上卷五四），前者李杜并称，后者独尊杜甫，何尝对杜甫有所轻视？人们往往认为欧阳修作诗学韩而不学杜，然何汶《竹庄诗话》卷九载欧阳修之言："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学，学必不致，徒无所成，故未始学之。韩退之才可及而每学之。"这段话虽无确证是出自欧阳之口，但至少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所以我们认为，宋代尊社的倾向是从欧阳修的时代开始的。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人革新诗风的努力事实上包含与唐诗并驾齐驱或超越唐诗的意图，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登上诗坛以图完成欧、梅提出的这个目标时，他们理所当然要取法于上，以唐诗的最高艺术典范杜甫作为学习对象了。
宋仁宗皇桔四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杜工部后集序》，《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又作《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同上卷九）对杜甫的艺术造诣与雄强笔力极口赞颂，其友王令"镌镜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读老杜诗集》，《广陵先生文集》卷一一）的诗句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据说王安石还曾对李、杜进行比较：① 按：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次年人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后，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结交，切磋诗文，开展了诗文革新运动。此时距北宋建国（960）已七十年。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语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陈政敏《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①这段话中已经把杜甫的地位置于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出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东坡集》卷二三）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还说过："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秦观作《韩愈论》，正式提出了"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的著名论点。黄庭坚则指出了学杜的必要性："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骛'也。学晚唐诗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与赵伯充》，《山谷老人刀笔》卷四）陈师道也指出了学杜的可行性："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至此，以杜甫为诗学典范的选择已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有两点情况应予注意：首先，宋人选择杜甫为诗学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宋初孙仅赞扬杜甫："洎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储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宋祁则说杜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也对杜甫的人格及杜诗的思想意义表示了由衷的仰慕（详见第四节）。今人往往认为宋人对杜甫的道德判断是一种误解或歪曲，或者认为宋人以杜甫为典范的主要原因是道德判断而不是审美判断，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认为宋人尊社固然是出于双重的价值标准，但是道德判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审美判断，宋人讨论杜诗艺术的大量言论以及受到杜诗艺术影响的大量诗作足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北宋中叶开始的尊杜倾向并不是少数诗坛巨子的个人选择，而是整个诗坛的共识。熙宁四年（1071），张方平作《读杜工部诗》云："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乐全集》卷二）元丰五年（1082），宋谊作《杜工部诗序》云："唐之时以诗鸣者最多，而杜子美迥然特异。"（《草堂诗笺·传序碑铭》）与他们同时的张伯玉作《读子美集》云："寂寞风骚主，先生第一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引）① 王安石编《四家诗》，其次序为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这样的编排是否寓有褒贬之意？王巩《闻见近录》引安石语称"初无高下"，而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却引安石语斥李白"其识污下"云云，当为传闻异辞。我们认为对此不宜随便揣测，但《遁斋闲览》所载王安石尊杜之语是可信的，因为这与王安石的其他言论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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