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洪秀全与晚清士农社会
二、洪秀全与晚清士农社会 (第1/3页)
洪秀全长期生长在农村社会，他了解与熟悉中国农民；同时，他又是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熟悉和掌握儒学的一般理论和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比较简单，许多学者称其为士农社会。士就是知识分子，以儒学观念和纲常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规范。士的分化相当剧烈。为数不多的士透过科举或其他途径，登上仕途，转变成封建官僚。大多数士被排斥在统治层之外：或者取得低层级的功名，或者象洪秀全一样，屡试不售而终生白丁。就观念形态而言，士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恪守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标榜忠君爱国，以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为己任，因此他们具有保守和拒变的性格。就政治倾向而言，他们的大多数游离在上下层社会之间，但热衷于功名利禄，而且家道殷实，出身地主者颇多，因此一般都站在朝廷和皇帝一边，敌视和抗拒农民起义。象洪秀全一类的"叛逆性格"是为数极少的。洪秀全反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洪秀全保持着较多的农民性格是重要的内在原因。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清朝吏治的贪劣**，农民饥寒交迫深有体察。为此，他投身仕途的竞争，试图从政为宦，当一名清廉的父母官。但是屡试失利，遂决心反清改朝，以解救"民悬"。因此，洪秀全具有士和农的双重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发展影响至深。封建王朝制造了士的阶层，并给以比较优厚的政治和社会待遇，目的在于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王朝的长治久安竭诚服务。其实，就是透过士的归化和培植，以控制和管理众多但却分散的农民。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悠久，历代封建王朝的代代传承，士确实发挥了最重要的功能。刘邦和朱元璋改朝换代的胜利，除了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外，士大夫的投顺效力也是关键原因。洪秀全面对社会危机，士农交汇的性格使他对现实产生强烈反弹，并展开独立的理性思考。首先，他看到鸦片战争失败后民穷财尽的悲惨境况，忧患意识唤起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农民反抗心理跃然躁动，可是士的保守心理使他流连于科场。其次，洪秀全从天地会那里继承了排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儒学中的"夷夏之辨"为他立志反清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再说，洪秀全颇受刘邦、朱元璋成功的启迪。他自命不凡，有强烈的皇权意识，自居真命天子。这是一般士子不敢想象的"叛逆"观念。恰恰表明，洪秀全的思维源流和定势是士农性格结合的产物。可是，在当时社会上，洪秀全的反清行动却得不到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认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和平均主义政策吓跑了士大夫，使他们为了捍卫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维护孔子和儒学，不惜与太平天国为敌。看来，在传统的士农社会中，要想取得反清大业的成功，应该设计和制定正确合理的政策，以调和与照顾到士农二者的利益，才能有效调动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积极性，壮大太平天国和孤立清朝，加速胜利进程。可见，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晚清士农社会的结构及其特征，对清朝士大夫的集团分化展开适当考察，特别注意经世派官僚的崛起及其政治走向，这对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取向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必须翔实考察农村与农民状况，注重研究农民的社会心理和阶级诉求，探索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剖析洪秀全与农民间的复杂联系及影响。而且，对农民战争时期士农关系的剧烈互动应予相应的重视，以追溯洪秀全思想不断演化的深层原因。
就中国国情而言，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任何社会变革，归根结底，必须考量和改变农民的命运，这样才能唤起农民的积极参与。否则，变革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追求和活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虽然造成一定变革声势，也取得了某些近代化成果，但并未重视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农民成为变革的旁观者，因此变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终于殊途同归，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下导向失败。洪秀全则不同，他把农民视为推翻清朝、创建新朝的强大物质力量，因而创立拜上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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