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第2/3页)
洪秀全志在反清，政治斗争层面凸显，宗教层面处于次要地位，这又促使他采取了一系列反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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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乌兰泰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太，第526-9号。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8。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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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科举道路及清朝彻底决裂。《劝世良言》更加坚定了他抛弃科举仕途的决心。他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屡试不售的原因：他没有敬拜独一真神上帝，他所信奉的儒学又"偏向虚妄"，他所崇拜的至圣先师、文昌、魁星、帝君等都是偶像邪神，并不能保佑人"联捷高中"。这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对孔子的不敬心理。看来，洪秀全根据《劝世良言》，大胆怀疑儒学的绝对真理性，由此引发对科举仕途的理性否定，较之因科场失意的思想冲动和反弹更加深刻和持久。
洪秀全采取的第二个反清、反传统的行动是创立拜上帝教。
洪秀全感到，推翻清朝必须动员民众、组织队伍。天地会是当时最流行的秘密结社，但他没有加入。他认为天地会口号陈旧，组织形式低级落后，成员流品复杂，难以成事。但天地会透过会党形式组织民众的经验则可借鉴。洪秀全构想能有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和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组织，以动员和组织群众。为此，他怀着改朝换代的政治**，将《劝世良言》"潜心细读"了，并从独一真神观念中受到启发：既然上帝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都是偶像邪神，那么，就应当敬拜上帝，打倒邪神偶像。而封建帝王、清朝皇帝不敬拜上帝而崇尚妖魔偶像，亦应统统推翻、打倒。这给洪秀全反清思想提供了宗教的根据，拜上帝教由此发轫和生成。洪秀全终于找到了新型的精神武器，作为联结自己和群众的思想、组织纽带，借以向教众灌输反清意识，并把他们组织动员起来，形成实现政治和宗教目标的物质力量。
洪秀全为了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常常有意曲解《劝世良言》的本意，在其中各章"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则将该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声称该书是上帝"特为其个人而作由天所赐。"①以突出上帝和自己之间的血缘传承关系。他不放过每一个此类词语的诠释，凡是书中有"全"字出现，就曲解为洪秀全，拔高与加强自己的特殊地位。同时，他开始酝酿"升天受命"的神话，向洪仁玕讲述他"升天"异梦中"天王大道君王全"、"真命天子"等君权神授的故事。
他又与李敬芳铸成两支宝剑，上刻"斩妖剑"三字，作《吟剑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首诗与以前的诗作内容颇有区别。洪秀全不仅具有真命天子的地位，其目标不只是改朝换代。而且，他是上帝次子，除了领导人民扫荡旧世界妖邪奸宄外，还要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四海一家，太平一统的光明世界。因而，这首诗不仅抒发了洪秀全推翻清廷、开创新朝的政治理念，而且概括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朦胧构想。他要超越历代改朝换代的陈旧模式，试图建设一个平等平均的新型社会。可见，洪秀全皈依上帝之后，思想迅速发生重大转变。
废弃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是洪秀全第三个革命行动。
洪秀全在《劝世良言》的感召和启发下，不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反清的单一层次上，其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演进，由反清向反传统的层面扩展，集中表现为对孔子的怀疑、批评和废弃。这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对一位儒生来说，与孔子决裂是一次艰难和痛苦的选择。洪秀全认为，上帝和孔子，他只能选择上帝，不可二者兼得。若不废弃孔子，就不能打倒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当然对上帝的崇拜也无法建立。因此，他毅然将自己执教的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弃去。从政治意义考察，自汉朝以来，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尊崇，也是统治者箝制臣民思想的精神工具。孔子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素王"，成为封建帝王的替身，统治着广大知识阶层。要宣扬拜上帝教，就必须贬黜儒学；要否定历代封建帝王，就要连同他们的替身孔子一道废弃。宗教上的扬弃实质上是政治取舍的曲折反映。
洪秀全这一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封建卫道者和习惯势力的非议与围攻，因而失去了私塾里的教席。而且，在家乡传教难以打开局面。恰好这时，清政府宣布解除对天主教的禁令，于是，他偕冯云山等人"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①使人皈依拜上帝教，"唤醒英雄"②，物色反清志士，试图吸纳教众，组织队伍。这是他采取的第四个反清行动。后来，他们发现"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于是辗转前往广西，寻觅发展信徒、起事"谋国"的基地。
洪、冯建立的第一个拜上帝教据点是贵县赐谷村。他们在此传教半年多，白天教书掩护，晚上用练拳、拜会等方式，向人们宣传敬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狱等简单教义，发展了第一批教众。是时，地主豪绅利用争山场、水利设施等挑起土著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洪、冯就从中调解，戳穿坏人挑拨离间的阴谋。地主欺压群众，洪秀全就为群众打抱不平。信徒王维正遭人诬告，被捕入狱，洪、冯立即营救，投诉官府，使王维正获释。他们还领导教众捣毁了据说很灵验、人们非常敬畏的六乌神像，并赋诗斥责，试图提高拜上帝教的威信。这些行动都属于合法斗争的范畴，但表明了洪秀全反对地主官吏迫害和掠夺农民的阶级立场。同时，还可看出，洪秀全开始采取从宗教斗争入手，动员和组织群众，扩大拜上帝教影响的斗争策略，以争取民心，建立巩固的宗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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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二），页643。
②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二），页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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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45-1846：反清革命思想的再次退潮
1843 年，洪秀全创教后即开始在家乡传教，但人们多不信从，真正"悉心皈服"的只有冯云山、洪仁玕等极少数人。而且，他们的传教活动遭到当地封建势力的攻击，几乎使他在本村不能立足，于是他偕冯云山等到外地传教。他们先到广州传教，人们表示厌恶，又进入粤西北山地奔跑了十多个州县，结果只在清远感化了几个姓李的人敬拜上帝，此外一无所获，群众反应异常冷淡，以致同行的冯瑞嵩、冯瑞珍心灰意冷而返回花县。只有冯云山与他甘苦同心，继续西行，前往广西，来到贵县赐谷村，大力开展活动。但信教者还是寥寥无几，他们除吸收教徒百余名外，仍然打不开局面。其实，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宗教和革命基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通过长期艰苦和细致的群众工作，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能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洪秀全、冯云山等都是青年书生，与农民群众毕竟存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差距，而且缺乏宣传和组织经验，因而在广东州县传教效果不佳，到贵县赐谷村也只吸收百余名信徒，进展十分缓慢。洪、冯则领导教众展开激烈的宗教斗争，发起捣毁鬼神偶像的暴烈行动。此时，他们的宣传仅局限在崇拜上帝废弃倡像的宗教层面，也不注意选择对象，不讲究斗争策略，片面地反对一切偶像。以致捣毁了当地壮族人视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象征的六乌神像，赋诗斥责六乌神，又把当地男女和歌的民间风俗说成是蔑视道德、禽兽不如的行为。这种激烈的言行严重伤害了当地人的思想感情，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各愿偶像显灵杀死秀全"①，迫使他不得不离开贵县。他与冯云山不避艰辛，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传教活动，结果却到处受挫，未能收到速效。在一连串打击下，洪秀全终于困惑和失望，遂中止传教活动，返回花县。本来，他在1843 年重读《劝世良言》，找到了反清的精神武器，精神为之一振，声称："天命归予"，表示决心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凭着书生意气，以为有了精神武器，就可以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去改朝换代。但这只是他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一旦付诸行动，就立刻感到了反清实践的艰难。结果精神武器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反清意识除了几个亲近知心外，得不到有力的反响，显得软弱① 《太平大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0。参见刘真才：《略论拜上帝会在广西初创时期的斗争策略》，《广西日报》1963 年5 月15 日.又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 辑页91。无力。洪秀全感到无力推翻清朝，反清思想由于缺乏物质力量，只能在卷起一阵思想波澜后，被迫再度退潮。
1844 年冬，洪秀全回到花县，平静生活了二年，其活动除了"执教鞭"、写文章"发挥宗教真理"外，主要有拯救颓风和传教两项。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对于恶人，无论其如何富贵，则不能容忍。"他曾立木签九条以治恶人，在每一签上写明严治五罪：通奸犯淫、诱奸妇女、忏逆父母、偷窃赌博及游荡为恶。"阖村男女均敬而畏之，但深感其严厉过甚，人心难安耳。"他认为基督教之教理"过去忍耐而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①主张用严厉惩治的手段"管镇邪恶"，这基本是个人的行正惩恶言行体现，并无发动群众捣毁偶像的激烈行为，也未宣传要用暴力手段改造邪恶之世。
此时，洪秀全坚持在家乡宣传拜上帝教义。就宣传方式与内容而言，与843-1844 年传教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变化：其一，第一次传教是他与封建传统思想矛盾发展的结果②，而这次返乡传教时，洪秀全仍在私塾执教，且两年生活很平静，未与族中父老及传统势力发生冲突。看来，他改变了激烈的宗教斗争方式，而与家乡传统势力达成某种妥协，才得以相安。其二，第一次传教的反清革命目的很明显，而这次传教，洪秀全说是"愿望多多人得上天堂，而叹惜人之下地狱，因是之故，我不得不向彼等宣讲真理。"③反清意图并不明显。其三，从传教重点看，洪秀全这次传教囿于家乡一地，并未广泛活动，对不信教者不是做耐心的说服、发动工作，而是采取"各走各路"④的态度。并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图谋。而第一次传教，重点不在宣讲教义，而在于组织群众，所以，他和冯云山每到一地，一旦发现群众不易发动组织，立即转移他方，寻找群众容易组织、发动的地方。其四，家乡传教效果似乎比广西传教更差。广西传教尽管失败，毕竟在贵县赐谷村一带发展了百余名信徒。而在家乡，亲戚、朋友、邻人对他的传教并不信从。后来金田团营时，他活动过的广西贵县赐谷村、龙山矿区有千人以上的信徒，而花县却没有前来团营的队伍。1852 年谷岭起义时，附近各地前来参加起义者不过二百人，这其中包括洪仁玕在清远吸纳的信徒五六十人，更有许多并未人教、因受清政府株连迫害而被迫参加起义的洪、冯族人及其他群众。看来，洪秀全在家乡传教没有取得进展，花县也没有成为拜上帝教的据点。因为当时广州民众痛恨外国侵略者，仇视洋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渊源颇深，违背传统信仰、习俗、礼仪，固而难以得到家乡群众的认同。况且，洪秀全以救世主自居，尤其是大病之后，性格变异较大，为人严峻厉色，不多与群众直接接触沟通，难以打开传教局面。上述变化表明，第二次传教并不象第一次传教那样带有明显的反清革命意图。这一时期，洪秀全集中不少精力潜心于拜上帝教理论和教义的阐发，撰写了三篇重要著作：《原道救世歌》、《百正歌》、①《原道醒世训》。现就这三篇著作的内容分析洪秀全当时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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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六）页862-864。
② 参见《洪秀全思想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12 月版，页34
③ 《太平天国》（六）页864。
④ 《太平天国》（六）页863。
① 《百正歌》写作时间，《洪秀全来历》认为是1844 年，笔者考证应是1845 年。理由是：《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是18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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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大国刊刻出版时，把《百正歌》列于《原道救世歌》之后，而不是之前，说明前两篇文章，集中论述和宣扬"正"的道德观念。《百正歌》通篇颂扬"正"，鞭笞"不正"，强调"正"的重要性。《原道救世歌》则更为具体地提出"正"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宣传拜上帝，勿拜邪神，反对六不正和其他不正行为。从贯穿文章的思想不难看出，洪秀全所论"正"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拜上帝，二是遵守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原道醒世训》的中心思想在于一个"量"字。文章开头就说"量大为大人"，"量小为小人"；末尾又说"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文章先从正面阐明泰山成其高、河海就其深、王者成其德，"皆量为之也"，接着揭露"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根源在于"私心"、"量小"。对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唐虞三代之世表现出无限向往。并描绘了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认为只要大家"量宽"，"心好"，"各自相安"，可天下太平。这里，洪秀全遵循的是"量小--私心--不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量宽--心好--行正--天下太平"这样一种逻辑思维过程，提出改变现实社会的方式是着力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人们在崇拜上帝后，就会把天下看作一个大家庭，这样，就能自觉体恤和帮助兄弟姐妹，消弭私心和不正言行，量宽行正，从而达到太平社会。这些文章内容与以前的反清诗作大有区别，我们看不到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倾向。①但是，这三篇著作也流露出对封建统治的不满与抗议，闪烁着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火花。《原道救世歌》写道："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洪秀全指出，一切人都是上帝子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在上帝面前应当是平等的，并对君王垄断拜上帝的权利提出疑问，但他并没有把它上升到反对封建等级制的高度。相反，洪秀全承认现实社会的贵贱贫富区别是合理的，他说："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
认为这是"天排"命定的，而且为这种现实辩护。这显然与"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平均平等思想颇有距离。在稍后写作的《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朴素平等平均思想有所阐发。但洪秀全达到平等平均太平社会的目标不是采取革命手段，而是要大家相亲相爱、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可见，平等平均还局限在劝善救世的阶段，并未逾出儒学大同思想范畴，也未上升到反清的理性高度。
有论者认为，《原道救世歌》提出了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基本前提，《原道醒世训》提出了公平正直之世的基本内容，《原道觉世训》指出了实现公平正直之世的手段，三篇文章都围绕公平正直之世这个中心问题分三个方面阐发，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论。我们承认，这三篇文章无疑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精神产物，因此不能表明洪秀全在1845-1846 年就存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三篇《原道》恰恰表明洪秀全思想的进一步演进和发展的逻辑过程。前两篇在1845-1846 年作于广东花县，后一篇是洪秀全在广州看了圣经，第二次入桂以后作干广西，①在这两个时段内，洪秀全所处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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