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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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第1/3页)

    (一)1837 年:反清思想的迸发洪秀全出身于自耕农家庭,其父兄终年辛勤劳动,尚可维持一家的生计。这种经济地位,虽使洪家避免了沉重的地租剥削,但苛重的赋税和勒折浮收,仍然剥夺了颇多劳动所得。洪秀全的青少年时代基本在农村度过。除读书外,经常帮助家庭干农活,习惯了农业劳动,过着清贫的农家生活。因此,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深刻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愿望。而且,农民的思想意识深深扎根于洪秀全的思想结构里,成为重要的意识层次。这是他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内在阶级因素。

    同时,洪秀全又接受了十年的封建儒学教育。他从7 岁入塾起,就接触和学习儒家经典。18 岁时,受聘为本村的塾师。同时,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对儒学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化。因此,封建儒学对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内涵产生复杂的影响和制约。

    "学而优则仕",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信条,洪秀全也不例外。十年寒窗苦读,就是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以期光宗耀祖,摆脱贫寒,改变自己农民的地位与处境。并且,他受儒学民本思想影响,试图入仕当一名清官,为政清廉,兴利除弊,改变农民的痛苦处境。

    看来,此时的洪秀全认同清朝的统治,对现实社会并未作深刻的探索和批判。官绅、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的严重阶级分野只给他留下一定的感性认识。因此,他怀有救国救民的志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科举入仕,在清朝政府中做官任事,治国济民。因而,科举前期的洪秀全并不具有反清革命意识,而是接受现存体制和社会现实,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改革,革除苛政,求得清明政治,以济世救民。这与林则徐、左宗棠等具有民本思想的儒生的政治心理基本一致,也是儒家学说长期教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自耕农的社会经济地位亦有重要影响。这一阶层渴望清廉政治和社会安定,企求和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以实现温饱的生活目标。自耕农不愿社会出现剧烈危机和动荡,支持封建王朝的轻徭薄赋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拥护好皇帝和清官,接受体制内的改革。而且,自耕农也期望改变社会政治地位,除了辛勤劳动发财致富外,也竭力使子弟读书成才,试图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子弟和家庭现状。耕读结合的士农社会结构,使自耕农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定势,热心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洪秀全也强烈地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期许,勤奋学习、追逐功名成了他青少年时代的主要奋斗目标。长辈的厚望与夸赞、学业的优秀,也使他本人自命不凡。在他看来,自己聪慧勤奋,才华出众,获取功名轻而易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凤愿即可实现。

    然而,1828、1836、1837 年三次应试,均名落孙山,使他的理想与追求连次受挫。尤其是1837 年落第后,洪秀全的心灵蒙受巨大创伤,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终于支撑不住,忧愤成疾,重病一场,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一次严峻考验,思想也产生重要转变。病中,昏迷谵妄,曾梦老者赠剑斩妖。而且,他借病装疯,在室内走动跳跃,如兵士战斗状,口中大叫"斩妖"。他以这种奇梦异语、歇斯底里的狂态,抒发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懑。

    是时,连续的科场失意使洪秀全对清朝官场的黑暗有着切身的感受。企求通过科举入仕、跻身上层社会,改变个人和家庭的贫寒地位的奋斗毫无成功希望,洪秀全痛感前途渺茫,亟欲思索和选择新的奋斗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象世俗的儒生那样:把失意归结为命运不济;或者消极颓唐,退出竞争,成为孔乙己式的寒酸之上;或者继续攻读,终老场屋,欲求一逞。相反,洪秀全把失利归于现实政治的黑暗与**,由不满、失望转向仇恨和抗争,矛头转指清廷。他认定清廷的科举不过是一场骗局,纨绔子弟行贿舞弊就能中试为官,贫寒才俊则只能陪考落第,惨遭封杀。因此,投身科考就会上当受骗,贫寒儒生不宜选择这条绝路,而应该另谋出路,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洪秀全的选择是反清革命,开创新朝。

    就在病中,洪秀全赋《述志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①又做《金乌诗》一首:"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②诗作表明,作者企图倾覆清廷,开创新朝。他在病时,曾手书"天王大道君王全"的朱书,诡称天赐,并吟诗言志,伊然以天王自居,奉天承运,诛妖斩邪,解救民悬。他的终极目标是"易象飞龙",改朝换代。二诗完全是一副亟欲取而代之的真命天子口吻。

    洪秀全由热衷科举,甘当清朝臣仆,转向图谋推翻清朝,这不能不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此时,他由功名迷津里暂得解脱,回到无情的现实社会,从自己命运的坎坷联想到祖国和人民的苦难,立志奋起救国救民。这是洪秀全思想演进的重要阶段。另一方面,洪秀全这种反清思想还处于初期的冲动状态。他的这些诗作,虽然表露了这位贫寒儒生的勃勃雄心,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屡试不售的剧烈打击下,作出的强烈反弹,借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恨心理。改朝换代,夺取政权,也只是停留在一时冲动的构想阶段。这种反清思想的萌生,是他头脑中仕清与反清意识进行激烈斗争后的结果。反清意识暂时居于主要层面,由此产生了病中诗作。但是,这种由病中冲动而迸发出的反清呐喊是难以持久的。面对清廷的暴政和现实社会的强大压力,洪秀全这种孤独的内心呐喊显然无人回应,也根本不能改变现状。因此,他的心理伴生出极度的悲哀之感。当他病重气竭、不能自主时,洪秀全以为死期将至,对他的父母家人说:"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①刚刚萌发的反清思想立即退潮,转化为羞愧与内疚的心态,痛悔自己未能中试而显扬父母以尽孝道。可见,即使在病中,洪秀全的思想脉搏也呈剧烈的起落状态,体现出内心矛盾斗争的波动轨迹。毕竟,获取功名是洪秀全一直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虽然屡遭挫失,却仍然存在极大的诱惑力。洪秀全很难与科举道路彻底决裂。而且,家庭和社会的期求,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都对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构成强大的阻滞力,迫使他对反清思想冲动重新冷静思索,结果是反清思想逐渐淡化,退居思想深层。洪秀全不得不再次拿起儒学经典,埋头八股讲章,返回科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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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大国》(六)页843。

    ② 同上。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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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1837 年洪秀全迸发的反清思想冲动表明这位儒生敢于突破自耕农和一般士子的保守苟安的心理定势,体现出力求改变现状的积极进取心态。他熟读儒学经典,深悉清廷的严刑峻法,却不畏强暴和镇压,不拘封建纲常的束缚,敢于自命天子,领导倾覆清廷、开创新朝的伟大事业。这种志向与胆略在封建时代实属罕见,虽然是失意时的冲动,但却与两广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思潮相互沟通,也蕴蓄着下层社会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洪秀全处境相同的冯云山、洪仁玕等也存在这种反抗意识。因此,科场失意导向反清革命 也反映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时代的动荡不安。洪秀全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因重返场屋而完全消弭,而是蓄势待发。一旦遭到新的挫折,它将会再次迸发,导向新的思想演进。

    (二)1837-1844:反清思想的退潮与复炽1837 年病中迸发的强烈反清思想稍现即逝,洪秀全很快屈服于家庭社会环境,也无力持久超越传统的儒学意识,经过一番痛苦的呐喊和挣扎后,又痛下决心,回归科举道路,反清思想旋即退潮,直到1843 年第四次应试,整整经历了六年的寒窗苦读。

    正是在这六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鸦片战争在广州爆发。

    英国侵略军屠杀中**民,轰击广州城。清廷竖起白旗,屈辱投降。广州城乡的爱国民众和绅士自发奋起抗击英军,掀起了声势猛烈的反侵略斗争,出现了一批爱国英雄人物。洪秀全一向关注时势,痛恨清廷的**无能,不时发出慷慨激烈的评论。但是,他却按捺自己的爱国和反清心理,集中主要精力,认真攻读儒学经典,埋头背诵应试范文,勤奋练习八股文字,意欲长期准备,一试高中,侧身仕途,实现多年的理想。因此,洪秀全身居反侵略斗争的前沿,并未投身火热的爱国斗争洪流。他充当积极的旁观者和评论者,行动上却置身于科举入仕的个人奋斗。此时,祖国、民族的命运和洪秀全个人前途交汇影响洪秀全的抉择。他更执着于个人的目标追求和奋斗,但也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灾难和爱国斗争倾注自己的关切。从总体上说,爱国和反清思想层面处于淡化态势,但它并未消亡,而且不时闪现着灿烂的火花。我们觉得,洪秀全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层次:朴素的农民意识和封建思想意识,它们主要渊源于洪秀全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及教育环境的影响。朴素的农民意识、激烈的社会动荡、群众的爱国和反清活动,个人境遇的挫折,使他有自发的反清反封建的思想基因,1837 年正是这一基因的激发萌生了反清思想。之后的重返社会,是封建思想意识层次再度扩展,主导了他的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洪秀全思想结构内部客观存在的相互矛盾的两个层次,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使他的思想的发展轨道不是直线进行,而是呈现出科举--反清--科举--反清的螺旋式的曲折发展进程。象一般清贫儒生一样,洪秀全不得不度过六年寒窗的苦读生涯,把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转化为科举道路上的个人奋斗。在他看来,自己的人仕为官,不仅意味着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升,而且会导致家庭、宗族的荣耀,并将肩负救国救民的使命,可以一举数得。因此,个人奋斗与救国救民并没有根本矛盾,而是相互沟通的。儒学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对洪秀全具有深刻影响,推动他苦读六年。及至1843 年,正是广州人民满腔悲愤地抗议和抵制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的关键时刻,洪秀全却四赴广州应试,为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转变作最后的搏击。可见,洪秀全思想结构中,积淀着深厚的封建意识,致使他没有与广大民众一道向侵略者及卖国政府抗争,却迷恋个人功名的追逐。其实,这正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选择, 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于洪秀全。

    另一方面,洪秀全多年前初萌的反清思想虽然退潮,但并未完全泯灭。

    他"私人谈话时,有时尽吐其心腹之思想",对于"其病时奇梦之印象常不能忘却于其心中。"①反清思想受到暂时压抑,却时有泛起。而1843 年他为获取科举功名所作的最后搏击的失败,促成他反清思想再次进发。在这次应考落选同乡的归舟中,他吟《舟中诗》一首,在这首诗中,他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和决心成就帝王之业的宏伟抱负。六年寒窗苦读奋斗,理想再次破灭;洪秀全对科举道路彻底绝望,决心抛弃科举功名,与清朝决裂,开创新朝,自己开科取士。这时期,洪秀全还创作了《真日诗》一首:"五百年临其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②以五百年一出的"真日"自比。

    看来,经过这次科场失利的严重冲击,洪秀全一度淡化而潜存的反清思想迅即复炽。他吟诗立志,真命天子的意识再次扩展,改朝换代,底定乾坤的雄心溢于言表。就其思想内容和层次而言,并没有超越1837 年的水平。但此时洪秀全已是而立之年,思想臻于成型,反清已经不再是短暂的思想冲动,而是经过认真思索和选择的志向。因此,1843 年应试失败后的思想演变是洪秀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根本转折。

    科举道路上的坎坷遭遇是促成洪秀全反清思想再次进发的直接动因;而当时广州地区炽烈的爱国和反清斗争氛围,则是推动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客观因素。

    洪秀全身居广州郊县,正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风暴地区。鸦片战争前,是唯一的开放口岸,最先遭受列强侵扰,广州人民饱受民族苦难,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英勇反抗列强的侵略。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群众抗英斗争等事件,都发生或肇始于广州,深刻影响着洪秀全思想的演进。

    其一,清政府对侵略者畏惧妥协,而对群众抗英斗争百般干扰和破坏,使洪秀全更加认清这个封建王朝**无能,加强了对满族权贵的仇恨。

    本来,洪秀全就深受华夷之辨的儒学民族观念影响,对满族权贵统治中国表示愤慨。现实社会的黑暗,中国人民的贫困,鸦片流毒的泛滥,在洪秀全看来,都应归结为满族权贵的残酷统治。他经常与洪仁玕等"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州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花)中国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①洪秀全把清廷视为一切灾祸和苦难的根源。要想改变现状,摆脱民族灾难,争取美好社会,必须推翻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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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4。

    ① 《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页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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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鸦片战争中,清军畏敌如虎,一败涂地,更加暴露出清朝统治力量的虚弱;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显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洪秀全从中得到深刻启示:清王朝动荡层弱,内外交困,国势衰微。群众一旦起而反抗,就有可能推倒这个朝廷。正如乌兰泰在疏陈太平天国兴起原因时所说:"皆由于办理夷务时,官兵之形迹俱被匪徒看破,

    从前畏兵如虎,近来视兵如羊,放肆无忌惮,易于滋事。"②当时,在全国反清斗争此伏彼起,北方有白莲教,南方有天地会。两广是天地会活动的主要基地。天地会提出"反清复明"口号,以此号召民众,建立秘密组织,展开地下反清活动,在民间颇有政治影响。洪秀全对天地会反清活动十分关注和支持,也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但是,洪秀全的反清长期停留在意识层次,缺乏行动实践,只是与几个知已朋友评论批判清廷,而与广大农民群众脱节。就在1843 年,他偶然研读了《劝世良言》后,从中获益甚多,对他创立拜上帝教,并以此宣传和组织群众,起了关键作用。

    洪秀全把1837 年病中梦境的情节与《劝世良言》的某些记载两相对照,彼此印证,发现二者"若合符节",于是"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确为上帝所派以拯救天下一即中国,以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①这使他的反清思想得到加强,他高声大叫:"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②他在中国传统的皇权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融汇起来,自命上帝次子,奉天命临凡,由此又产生一种救主意识,自认担负着宣传拜上帝、废偶像以救世的使命。这种宗教思想与他反清革命思想结合,形成了他的革命思想,肩负着双重使命:政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扫除魔鬼妖邪,推翻情朝,开创新朝;宗教斗争,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改变世道人心,使中国复归上帝真道,实现天下太平。政治和宗教的双重目标指导着他的行动,在不同时朗,二者各有侧重,呈现不同的思想特征。1843-18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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