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总体结构形态探索 一、中体西用的结合型态
第四章总体结构形态探索 一、中体西用的结合型态 (第1/3页)
透过对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层面剖析，我们已经论证，儒学观念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而西学则处于次要地位，二者的结合出现明显的强弱定格。就洪仁玕思想流变的历程而言，西学只在较短的时期得到凸显，而且亦仅体现在某些政策方案的设计上，儒学观念则一直发挥其深重和强势的影响，使洪仁玕最终几乎与西学离异，回归为成仁取义的忠臣烈士。
社会改造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中国这一幅员辽阔、严重缺乏近代政经和文化条件的农业社会推展近代化的变革，其难度可以想见，需要若干代人的艰苦努力。洪仁玕就是第一代改革者的杰出代表。自进入近代伊始，社会的改造一直是仁人志士们至为关切和持续探索、奋斗的重大课题。其中，洪秀全与孙中山先后采行不同的革命方式，而多数的变革者则主张诉诸改良方式。于是，就形成后来的革命和改良的争议，不过，这两种方式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导向近代社会。
举凡改良运动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它主张由现行政权为主导，推行和平的改革和建设，以达到近代社会变革的目标。改良派对现行政经体制所持态度不一。洋务运动的国标是自强求富，而不在变革现行体制，相反，它企图透过近代工业和国防建设，以强化现行体制。维新派则主张渐进地变革现行体制。但二者都认同和支持清朝政权，并主动参与政权的权力运作，以推动和主导变革，因此，他们需要和朝廷合作，执掌一定的政治权力，才能推行变革。这样，其变革方案势必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和妥协性，以求得朝廷的认可和批准。朝廷的目标则是加固皇权，并不想变革现行体制。变革者的选择余地因此大受限制。康有为、梁启超等原来大力鼓吹君主立宪，而依附光绪帝推行变法后，就不敢触动君主**体制，仅只在次要目标上推动和影响皇帝，下诏变革，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则缄口不提，被推延到未来。甚至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更在君主立宪的立场上继续倒退，提出了"开明**"作为君主立宪前的过渡体制，实质上仍然是君主**，只是包容维新派参与执政。
由此可见，改良派不管追求何种远大的变革目标，他们的近期目标必须选定现行政权所能接受和允许的变革范围，有利于保持和维护当权者的政经利益，才能取得朝廷的认可与支持。因此，改良派在实行变革时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的构想和规划行事，他们必须与朝廷妥协，寻求共识，以启动变革车轮，企图逐步导向更高的变革目标。就朝廷而言，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的**体系的层峰，深受"祖宗之法"的禁锢。大多数对西学茫无所知的官僚，惟知儒学理念，因而对近代化持有顽固排拒的政治心态，甚至把改良派视为崇洋媚外的异端、乱政祸国的好党。而且，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保守拒变的社会心理普遍得到多数土大夫的共鸣。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维新派显居劣势，既缺乏政经力量，又没有社会基础，根本无力与整个传统社会较量。变革遂成为极少数具有一定近代学识的在野士大夫们的奔走呼号，难以变成全社会的实践。即使是洋务派，只不过在制造船舰枪炮、举办近代工业上稍有作为，其思想深层则与保守拒变的顽固派难分轩轾。
为了求得朝廷、官僚、士大夫的理解和认同，这些变革者必须将儒学（中学）和西学结合起来，寻求二者的结合形态，试图把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的相关部分对接，以形成适合中国变革需要、且为中国人所能接受的观念形态。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先例，从印度传入的佛学，就在中国变形和衍生，并与儒学沟通与对接。在宋明理学中，佛学的观念具有一定份量。及至近代，变革的思想家则在新的环境中寻求与异质文化的结合形态，"中体西用"几乎成了早期变革思想家共同确认的模式。
就变革者自身文化体质而言，他们生长在传统社会，深受儒学熏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若干西学观念，但他们的思想深层则充满儒学积淀。于是，他们并不排拒儒学，而是企图引进和摄取西学的有益成份，充实和改造儒学，使儒学具有时代特色，因应时势变化的需求。比洪仁玕稍迟的思想家冯桂芬就在1861 年提出"中体西用"的结合形态，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洋务派骨干薛福成虽然向往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但在文化上却十分保守，主张"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②另一位骨干郑观应在名著《盛世危言》中也声称："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薛、郑二人皆为李鸿章的洋务亲信幕僚，也是维新派的先驱人物，可是就文化层面而言，他们都没有摆脱李鸿章的影响，只学习西方文化的"用"和"器"，而维护儒学的"体"和"道"。虽然，在"用"、"器"的内涵上有不同解释，但在中西文化的结合模式上，他们都认同中体西用的形态。这种思考是早期探索和学用西学的思想家、政治家们的共同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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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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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也属于这一时代的先驱人物，但与清朝的官僚士大夫则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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