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郃异闻录 鹫山宗渡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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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郃异闻录 鹫山宗渡 撰 (第1/3页)

    军号

    由汉至三国,军号泛滥,然则始终以大骠车卫、四征前后左右为最高。“征西”、“车骑”之制,可见《宋书·百官志》:“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由“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可见这两个军号都高于“前后左右”将军,同时又位次三司,按汉魏惯例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作为最高层次的军号,单处车骑、征西二者之一,已足见其重,在三国曹魏,却有一个“征西车骑将军”,遍观前后,担任此位的,只有一人,便是张郃张俊乂。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注1):“魏征西将军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左将军迁,是年转车骑将军。”“魏车骑将军一人,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征西将军迁,使持节行都督督军,三年战殁。”由此看来,洪饴孙是将《三国志·张郃传》里的“征西车骑将军”解释为张郃先后但任“征西”、“车骑”两个军号,然则还缺乏具体可信的记载证明此说。“车骑将军”一说,《晋书》有“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即使以之为信,然而最关键张郃任“征西将军”一说在任何正史里不见其事,所以张郃分任两号之说也就存在较大疑问。

    作为比较正统的史料,《三国志》对军号、官位之事备及其详,即然郃本传里有“征西车骑”一说,其可信应是相当高的,另外,查诸《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更有:“(八年)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这里明确提到的张郃,也是以“征西车骑将军”出现的,说明这个军号已被常璩所认同,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三国志》里这个军号的可信度。

    另外,张郃在街亭之战的巨大作用,使得他一时间在曹魏军队中据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特殊军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具体情况将在街亭之战的分析里提到。

    前事

    张郃为曹操“张乐于张徐”五员大将之一,五子各有所长,而郃尤以巧变著称。张郃起自袁绍属下历任校尉、宁国中郎将,于官渡之战降于曹操。

    官渡火烧乌巢的瞬间,《三国志·张郃传》对袁绍方的谋划有详细记载:“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官渡之战的过程不用多说,由以上记载便可知张郃深知兵机,乌巢之事的带来的变化已在其所料之中。然而,这次争论,却为张郃降曹埋下伏笔。

    《张郃传》:“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郃惧,乃归太祖。”以袁绍军破而后张郃降,然则传后的裴松之注依《武帝纪》与《袁绍传》对此说存疑。《武帝纪》:“(袁绍)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绍众大溃。”这两说都是张郃降而后袁绍军溃。

    关于张郃降曹的原因,本传记为郭图进谗言:“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所记,应有此事,不过《郃传》袁绍军先破而后张郃降这一说法就有很大疑点。《郃传》、《武帝纪》与《袁绍传》同出于《三国志》,在此事上就写作立场而言,后二者较为可信,而《郃传》将此顺序小有改变,所要掩示的,也正是《武帝纪》与《袁绍传》没有掩饰的------张郃降而后袁军溃,更进一步可以理解为张郃的投降是袁军崩溃的重要原因。

    乌巢被烧,袁绍败局虽成,然而也应该是余粮尽军心散之后的事,事实上却是在乌巢被烧瞬间,这样庞大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不难发现,张郃在此时起了几乎是关键的作用。曹操火烧乌巢之时,“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郃传》。这里所领“重兵”的无疑是张郃、高览,二人的突然投降,使得袁绍的这支“重兵”或降或逃,一下子烟消云散,受乌巢之火与重兵覆没的双重打击,袁军才马上军心散乱以至崩溃。否则若是袁绍粮尽前全军死战,曹操方即使胜利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所以由此可见张郃在这里作用的明显。

    另外要说的是张郃对投降时机的拿捏也是相当到位,不负“巧变”之名。《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张郃的投降,是在曹操烧乌巢后回营这一瞬间,此时曹军根本就未对袁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乌巢之火的影响也没有明显化,而以军力来看,张郃、高览所领的“重兵”未必处于劣势,这样情况下的投降,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而这也正是张郃拿捏准军机变化的表现。事实证明,这成为左右后来战局的关键,对曹操而言而是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筹码。所以对于张郃来归,曹操惊喜之余,有“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之喻,以之为“偏将军、都亭侯”,可以说是相当厚待。

    曹操之下,星光灿烂,而张郃再次表现出巨大作用,是在汉中之役。“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 ,分为十部,夜急攻郃 。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陈寿后评称张郃用兵以巧变称,而此战则显示出他的严整坚重。刘备起自河北,又曾北从袁绍,对张郃向来应有所知,阳平广石之役可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意以未得张郃而不满。 夏侯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又素号知兵,却为刘备所轻,张郃在关右汉中诸战皆为渊部下,反倒为刘备所重惮,从刘玄德顾诸葛亮于乡野、识马谡于病中的阅人之道来看,也略见张郃的不简单。

    夏侯渊败死(注2),“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 。郃出,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遂不致为刘备所乘,亦可见张郃在军中的威望。

    江陵

    魏文帝继位,以张郃为左将军,“诏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召郃与真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传》。魏初,诸曹夏侯从战统军是定俗,而真正在前线奋战的,却是张郃这样的外姓将领。

    江陵之战,《郃传》只记为:“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

    《吴主传》:“(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

    由以上二传可见,带兵分据中州的便是张郃。《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这一段更是详写其过程。

    这个江中洲具有相当重要军事意义,对曹魏而言,可以阻断对江吴军的救援,对东吴而言,以之为基地可以随时进击江陵城下,换句话说,占据了江中洲,便把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后来魏军占领了江中洲,使得东吴多支援军长期束手无策。

    对于江中洲的地位,东吴方事先也有相当的认识,故以“万人备州上,立围坞”。而张郃渡江击孙盛,从前后相关记载来看,实乃江陵之役中最大的硬仗。《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单由浮桥延至陆上一点登陆,不可能抢滩成功,而必须以水军配合,或是协助排除守军对浮桥的干扰,或是从背后牵制吸引洲上的守军的兵力。水陆两方的配合本来就具有相当的难度,而由浮桥登陆,更是将己方一线暴露在敌方的一面中,因而最具艰险。

    《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先下流潜渡牵制水军,再由陆路登上江中渚,便达到“水陆夹攻,破之”的效果。这与上段分析的过程接近一致,只不过这里没有说明陆路方面用的是“浮桥”,难道是很偶然的巧合么?

    《三国志·诸葛瑾传》后注引《吴录》:“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既然诸葛瑾身位大将之重,又:“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那么很难将自己处于险地,贸然渡入江中渚,而“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表明他至少不曾遭遇大败,那么《夏侯尚传》所言便不一定是事实。同时,在魏书诸传有关击败诸葛瑾一事的记载,只见于《夏侯尚传》,其它诸传皆未提到。

    由此,便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夏侯尚传》中“入据江中渚”的,不是诸葛瑾而是吴将军孙盛。那么这样才与《三国志》中魏书、吴书诸传及《吴录》所载相吻合。再仔细看《尚传》中这段,“尚夜多持油船”这里的“尚”官方记功语气很重,然而也意多隐晦,可指“夏侯尚部”,也可指“夏侯尚军”,但夏侯尚作为诸军统帅,亲自渡江涉入险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张郃此时正是夏侯尚所督之部。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此战水陆两线,吴方从正面带来最大的压力当是孙盛屯坞里的万余人,而率主力渡江激战的,最终将孙盛部击破占领江中渚的,乃是张郃。《尚传》内容,当为陈寿得自魏国官方资料,故为最详,而此事《郃传》仅两句。这大概是曹丕欲将之战之功归于夏侯尚(注3),而授意在记录上做的手脚。

    街亭

    魏明帝继位前后,曹操以来的元老宿将已经星散将尽,所余着惟曹真、张郃、徐晃等人,另一方面,司马懿起自曹丕左右,于文帝时代在魏国迅速崛起(注4)。魏国的军事重心大致可归于江汉与关中两区,张郃前在关中随夏侯渊平定诸羌胡及枹罕宋建,渊死代之统领汉中诸军,文帝时“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后又在江陵之战督诸军奋战,“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江汉与关中诸军都曾受张郃统领,作为曹操以来军事上仅存的元老,加上长期以来的良好战绩,张郃在魏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曹真于文帝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参与了江陵之战,明帝即位先后任大将军、大司马,俨然是诸曹、夏侯在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在诸葛亮出祁山后主导关中的军事。而司马懿于明帝即位后不久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此后,张郃、曹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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