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臭嘴
两张臭嘴 (第1/3页)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口才突出的人，当然也就派生出名嘴、臭嘴之别。名嘴臭嘴的标准很难定，比如今天，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常会摆出一副天下名嘴的气派，撇开其中个别翘楚，老百姓都知道，大多数混迹其中的家伙，其唾液中的才学，实在值得重新测试一下。电影《巴顿将军》里有一位美国将军，身陷敌手，德国人要他投降，他回答"我操你娘"。巴顿听说后，一边麾动部下驰援，一边说了句有意思的台词："快，去抢救有口才的人。""我操你娘"算不算有口才呢？在那个场合，那种关头，我同意巴顿的意见，这四个字实在才气汪洋。
三国时代名嘴颇多，如以桥玄、何颙、许子将为代表的人物品评家，他们名头锃亮，每到一地，辄令寻常士大夫纷纷"改节饰行"。《三国演义》中有位骁勇的武士太史慈，史书上记载，他之所以不被人接纳，乃是有人担心许子将知道后要笑话，可见这拨名嘴的厉害。然而，正所谓"天下无道，处士横议"，在这些名嘴之外，我们也会不时听到另一些意气骄横、怪诞绝伦的议论。盛世纶音不得与闻之时，独多乱世颓论，本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为了解三国时代特有的风习，我们便不得不提到其中两张著名臭嘴：孔融与祢衡。
先说孔融。
在西汉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之后，孔融便有着中国最大的来头，他竟然是大圣先师孔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旧时几乎所有蒙学读物都有记载，可说家喻户晓。对自己非比寻常的出生来历，孔融显然也知之甚详，少年时就曾巧加利用，借此成功地打入上流社交圈。当时有个南阳尹李膺，喜欢在家里摆名人沙龙，对来客要求极苛，曾特意关照守门人，"非世贤及通家子孙，"一概不见。孔融前去求见了，亮出的正是"李君通家子孙"的招牌。李大人揉了半天眼也没看出眼前这个后生小子，祖上曾与自己有甚瓜葛。"大人差矣，"孔融嘿嘿一笑，"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他指的乃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孔子造访老子（李耳）一事，那真可算"累世通家"了。不仅李膺，在座众位显客无一不被他的捷才震倒，只除了一位倒霉蛋。他因为晚到，没有亲耳听到孔融迅捷无比的应对，经由别人转述，效果不免打了折扣，于是便说了句不太友好的话："小时聪明，大未必佳，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想想前些年的少年大学生，我们觉得这位仁兄的酸论，未见得全无道理。没承想孔融立刻冲他顶上一句："看得出来，先生小时候，一定聪明无比。"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一个外省青年想要在巴黎成名，最佳捷径便是得到某位沙龙女主人的青睐，以便尽情展现自己的社交才华。在公元二世纪的中国，这一招好像也管用，至少孔融的名声，就离不开这些宾客的叫好、捧场。他的嘴有着强烈的宣泄**，自然会对旁人耳朵有着额外的需求。孔融不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通常在座的宾客越多，他的舌根越为迅捷灵动，唾沫也越为上下翻飞。
口才其实也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它可以被细分为很多种。拿孔融来说，他也是有其长有其短的，比如在今天，你若想和孔融在电视上展开辩论，没戏，看他不刻薄得你体无完肤。你得和他展开笔战，而且别在小报上，别通过无法容纳精密逻辑的千字文，你得堂堂正正地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与他较劲，这下孔融完了。他舌根上的智慧就像一个100米跑选手，坚持不了多久。再举个稍嫌不伦的例子，他有点像可敬的日本棋士藤泽秀行，"五十步天下无双，"要和他过招你得坚持五十步以上。藤泽老先生当然五十步后仍然功力非凡，孔融就不行了，他的思维一旦拉长，立刻就像拆散的毛线，头绪纷乱起来。
结论是：这样的口才虽然无助于义理的研讨、学术的深化，用来混淆视听，颠倒舆论，制造喝采，却比什么嘴都厉害。
孔融还很有胆气，不，联系他一生，他的胆气只怕是太大了点。小时候他就成功地救过一个逃犯，以至自己和兄长一起进了大狱。那位逃犯张俭本是孔融哥哥的朋友，前来求救时碰巧哥哥外出，只有孔融一个小鬼当家。张俭虽然起初有点瞧不起孔融，但这位被李膺断定将成为"当代伟器"的圣人后代，却成功地帮助张俭脱逃。他本人没有逃，逃跑永远不是孔融的个性，孔融宁愿和哥哥一起锒铛入狱。不知是义薄云天还是天生奇胆，入狱后他直对着狱吏叫嚷："不关我哥哥的事，不关我哥哥的事，张俭是我放走的，快快拿我是问。"他哥哥急了，也在一边叫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弟弟无关。"狱吏没辙了，少不了得请示上峰，结果上面意见是"把弟弟放了，哥哥留下"。----出狱后的孔融，名声立刻像不羁的野火，在中原四处弥漫。
闻名不如亲见，亲见胜过闻名。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孔融当堂一坐，别人就只能要么乖乖地充当听众，要么傻傻地像听堂会那样在一边叫好，鲜有敢与他正面舌战的。十六岁的孔融已是这样，三十八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一根舌头匹似毒蛇长长的引信，在众人面前嘶嘶作响，不断挑衅；奇谈怪论则像联合牌收割机，掠过听众汗水涔涔的额头，毫不留情地把别人那点社交智慧辗个粉碎。孔融当时就觅得了一个雅号："议主"，可惜中国既没有古罗马的元老院，也没有西方现代的议会制度，所以孔融虽深具国会议员──也许还是众议院议长──的才能，却仍不得不到下面弄个官做做。皇帝原开设在洛阳的太学，已在两次"党锢之祸"中遭到重创，后来连首都洛阳都已残破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值此乱世，孔融不可能觅得一个安静的所在，可以让大家整天只管喝酒聊天，欣赏他的"议主"风采。北面战火频仍，到南边去吧，到南边过一把父母官的瘾。
我无法想象孔融作为地方官会是一副怎样的尊容，他不仅昏庸，而且注定会把昏庸体现得与众不同，仿佛昏庸还是一种艺术。严格地讲，孔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他做秀的热情充沛昂扬，至于如何关心百姓疾苦，如何成为识时务之俊杰，便不加萦怀了。在生灵涂炭，百废待兴之时，孔融为官一任，甫一就职不寻思着如何恢复农业，安抚百姓，治理战争创伤，整天尽忙着修复城墙，开设学校，举荐些与他具有相似风格的儒士，仿佛天下已长治久安，从此不再有兵戈扰攘，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辟出一片承平气象来。他天性乐观，脑子里尽盘算些使自己显得不同凡响的离奇念头，而所有这些念头都以"不切实际"为主要特点。他对本地活着但活得非常艰难的百姓毫不系念，却满脑子想着所谓"示惨怛之爱，追文王之仁"，对客死本地的外乡游士，准备了上好棺木，将他们一一入殓。葬礼上的孔融是否像基督教牧师那样发表演说，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能够使孔融产生热情的事情必须同时具有两个特点：它必须既风雅又怪诞。同郡有个孝子名叫甄子然，在孔融到任之前即已不幸早夭，为寄托自己飞来石般的奇特哀思，孔融竟仍不断地为他"配食悬社"，仿佛他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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