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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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轻重，各适其直。若委重于轻，是以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麒麟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书省臣录用诸司劾退官员。省臣傅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辈皆以迂缓不称职为法司劾退，岂宜复用？”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亦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而于民则无所损也。”
吴元年十二月，是月，太祖以山东郡县既下，命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者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妞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敝，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于暴横。又皆以胡人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反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太祖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浚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
四月癸亥，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参政汪广洋为山东参政。以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太祖因谓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见于军门，为朕敷陈王业，论当世之务，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军旅之事裨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今调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而江西乃上游都会，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为我抚治之。”安对曰：“臣以微陋，叨蒙甄录，俾居左右，幸望过矣。今复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负上恩。”太祖曰：“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岂私卿一人而不爱一方乎？”安乃顿首受命。
闰七月辛酉，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交者矣。”真叩头谢曰：“昔者武王代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是从。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以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
八月丙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洪武二年二月庚寅，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蒙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隶之。命中书省参政蔡哲为参政。太祖谕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惟利是趋，而不知有义。君子则惟义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也。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哲对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尽公以报。”太祖曰；“公，即无私义之谓也。私，即亡公利之谓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镜，无分毫私意累之，然后揆事度物，廓然无滞。若位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当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太祖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风宪乃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出。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
四月辛卯，大祖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钦？朕每遇事，无不究心。近调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门，连夜不寝。身虽不往，而心则往矣。惟恐委任非当，或规画未善，不能了事。卿等为朕股肱，于铨材授任，亦当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轻选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七年正月度午，吏部奏主事员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户部。太祖不许，曰：“自古设官分职，以理庶务，政有烦简，故官有多寡，当因时制宜，岂得尽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习，事何由治，职何由称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轻调，如有年老者，就本部升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县官。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称任官惟贤材，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足以致治。如颖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烦剧同，禄入供给未免疲民，可量减之。”于是吏部议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吏部以闻。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苟任督责以为能，非恺悌之政也。为令而无恺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惩。”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太祖曰：“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薄之职，本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则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时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颇难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陕西参政，未行，太祖遂命秉正为通政使。以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问下者，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适，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秉正等顿首谢曰：“臣等驽钝，幸蒙圣眷，膺兹重任，敢不尽心，图报万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来朝。太祖谓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广聪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职。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职。所似承流宣化，抚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则治，否则官旷职，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材。天下何忧不治。”廷臣对曰：“皇上忧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尧舜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间府知府杨冀安等考绩来朝。太祖命吏部曰：“考绩之法，所以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第为三等。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劝。”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太祖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之见以为明。夫爝火之光，岂胜于烈炬？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材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为春官，杜、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敕曰：“昔之耕莘者为政，社稷永安。筑岩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继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业。是贤者虽处同出异，其忠君济民之道则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访近臣而求士，故召尔等来朝，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余人。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谕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尔其审之。”于是授职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集习，故其成材，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于经术。兼之者，其惟达材乎！三代而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绳，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朕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徒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教矣。为夫钟鼓扬则闻于远，德义著则人乐从。尔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满官二员绩最当迁。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唐虞、成周之时，所以野无遗贤，庶绩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职，贤否混淆，无所惩劝，则何以为政？故鉴物必资于明镜，考人当定以铨衡。尔等考覆，务存至公，分别臧否，必循名责实。其政绩有异者，即超擢之，庶几贤者在位，而人有所劝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太祖御华盖殿，与群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听视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材，宜留圣虑。”太祖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于云南。太祖谕吏部臣曰：“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陈允恭前任诸城，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比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于是召允恭还复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太祖御奉天门。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骤峻，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怀。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陇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于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给事中有荐士者。太祖问宜何官，对曰：“宜牧民。”又问其所长，对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欲使入政，可乎？后生年少，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太祖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木者不能攻石，善断（）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太祖谓廷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人知遵礼，自无暴悍。能守法，则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礼法故耳。方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甲辰四月庚子，太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岂徒予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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