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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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
甲辰十二月丁巳，太祖谓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竟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将恐百司因循故习，不能振举。故必选用贤能，以隆治化。尔等有所荐引，当慎所择。”
吴元年十一月戊戌，太祖谓侍臣曰：“吾昨观舆地图，所得州县，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识贤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统其纪纲，群臣以众为赞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业，可以坐致。古语云：国无仁贤则国空虚。尔等其各举贤才，以资任用。”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谕之曰：“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同对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贤俊丕应之日，臣等敢不尽心。”太祖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于是各赐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太祖谓廷臣曰：“知人固难。今朕屡敕百司访求贤才，然至者往往名实不副，岂非举者之滥乎？”廷臣对曰：“请自今百司荐举，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无冒滥之失。”太祖曰：“观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见其著，视其所不为，可以知其所为。但严举措之法，则冒滥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太祖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于版筑鼓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有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洪武八年七月庚申，太祖御右顺门，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是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太祖御奉天门，与侍臣语及用人之道。太祖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俟至而观之。其廉让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谋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断也，可以知其勇。左右唯见其人之小节，未睹其大端，而辄置之，乃有天下无贤之叹。虽有稷契之才，亦难见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先是，太祖谓礼部臣曰：“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二年，思得贤士以熙庶绩。然山林幽远，博学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穷处，非招徕之，不肯轻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访，礼送于朝，朕将显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太祖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各举所知以闻。”十月戊辰，太祖谕吏部臣曰：“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故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征申公，安车束帛。近朝臣为朕举贤，朕皆征用之。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夫披沙将以求金，掘井在于获泉，荐士期于得贤。今所举皆非，岂昧于识人耶？抑贤才之果难得也？尔吏部其以朕意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太祖谕之曰：“古之荐举者以实不以名，后世荐举者徇名而遗实，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仿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几求其实效。今尔等来朝，其各举所知。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无有所隐。”
八月己卯，有广东儒士上治平策者，太祖览之，顾谓侍臣曰：“此人不识道理，岂有涉数千年论治平而不及用贤？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曷尝谓人无足用也！盖独智自用，所见者狭；资贤而任，则所及者广。”学士宋讷对曰：“诚如圣谕。但贤才之在天下，在上岂能周知？必赖群臣荐举。然得贤与否，系乎举之者何如耳。”太祖曰：“小人所举，未必为君子，君子所举，未必为小人。故观其举者，即可知其人之贤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征至天下儒士，选其经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闻。太祖曰：“贤才固不乏也。今贤人君子出为时用，大小器使当随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尽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谕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屡敕有司荐举贤才，而所荐者多非其人，岂山林岩穴真无贤者乎？特在位者弗体朕意，滥举以塞责耳。昔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惜无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伫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庆府知事周昌言：臣见士人或因小过罢斥，然其才有堪用，而于例不得举。宜垂宽宥，令有司得荐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复用，无以示惩。昌言不可听。”太祖曰：“良工琢玉，不弃小。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录长弃短，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之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知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恤刑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凡笞罪者释之，杖者减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赃者免征。有司有所稽迟，重者从轻典，轻者原之。武将征讨有过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太祖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吴元年六月甲戌，太祖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譬之薅草莱者，施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李善长、傅、杨宪等曰：“法有连坐之条，谓侵损伤人者。吾以为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则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连坐。”参政杨宪对曰：“先王用刑，世轻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轻犯法，非重治之，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譬犹衣之积垢，加以瀚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难矣。”
十月甲寅，命中书省定律令。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等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去适中，以去烦弊。夫纲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远之法。”
十月乙卯，太祖谓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明法度者，则在台完。凡揭纪纲法度以示百司，犹射者之有正鹄也；百司庶职，操弓矢以学射者，以台宪乎取法。故审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于小物而昧于大体，终非至正之道。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法度废坏，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智，若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阴德子孙，乃致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十一月己亥，中书参政傅言，应天府有滞狱当断决者。太祖曰：“淹滞几时矣？”曰。“逾半岁。”太祖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顿首曰：“臣等不能统率庶寮，是臣罪也。”太祖曰：“吾非不爱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远者何由能知？自今狱囚审鞫明白，须依时决遣，毋使淹滞。”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无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监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辟也。今新律颁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生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恶之心生，则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则苟免之行兴。卿言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复以广东行省参政周祯为刑部尚书。太祖谕之曰：“刑以辅治，唐虞所不免。观舜命皋陶之辞，始虽曰明刑，终期于无刑。皋陶告舜，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当时君臣莫不以恤刑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尝观此，深有所契，而其体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太祖谕之曰：“膏粱所以充饥，药石所以疗病，使无病之人舍膏粱而饵药石，适足以害身。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故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尔为刑官之长，尔于用法之际，常体古人钦恤之意，则张释之、于定国皆可为矣。尔其勉之。”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坏盐法，刑官拟以乱法，罪当死。太祖曰：“愚民无知而犯法，犹赤子无知而入井，见者莫不怵惕，岂宜遽以死罪论之。”法司执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杀，国之常典。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贪利耳，初无他心。”乃悉免死，输作临壕。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粮。”太祖复谕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恶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宁，常惧刑罚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宽宥之典。凡杂犯死罪，皆令输作屯种，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过，复为善人。尔等宜体朕此意，务求公平，使刑罚得中，下无冤抑，则不负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纲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决重刑。太祖谕之曰：“朕尝命汝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罚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汝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有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责之曰：“朝廷所以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而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励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似难辨，故往往有经审录，寻复反异，盖由审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狱者，在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则巧伪无所隐，疑似无所惑，自然讼平理直，枉者得伸，系者得释。苟存心不公，听断不明，是犹舍衡以求平，鉴以索照，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尔等审录囚徒，务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伪繁滋而疑谳不决。生者拘幽于囹圄，死者受冤于地下非惟负朕慎刑之心，实违上天好生之意。凡录囚之际，必预先稽阅前牍，详审再三，其有所诉，即与辨理，具实以闻。”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当死，其父以财求免。事觉，监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亲。彼爱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顾理之所不可。尔论法欲并罪其父，然于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太祖谕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论囚，须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犹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当死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非；但谓大同小异，审覆者未必尽其心，告诉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陛辞，太祖谕之曰：“古人有言，议狱缓刑。又曰：无敢折狱。人命至重，必在详审，不敢轻也。夫刑当其罪，犹在可务（矜）。若滥及非辜，岂可复侮？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长不折，况于人，而可忽乎！尔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诸司刑狱皆用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审覆，然后决之。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因谓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盖故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太祖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恐流于滥。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幸宥免矣。今复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论前罪诛之，以惩余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纵之，则为纵恶；不至死而诛之，则为滥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辄欲杀之，在尔有故入之罪，在朕无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给者，或二人，或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赀以行。”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圣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饮食，嗜之而不知止。设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罚常简，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罚常滥，以严刻也。”太祖曰：“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卿。太祖谕之曰：“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输粮违期及移易者，坐法当诛。太祖曰：“四川水陆险峻，输良难，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两取便利，求无逋欠可矣，岂得遽论以死？甚非爱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给道理费遣还。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给赐。税粮未足者，令就本处输之。”
赏罚
甲辰三月辛未，太祖御西搂，有军士十余人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太祖谕之曰：“尔从我有年，尔才为勇怯，我纵不知，将尔者必知之。尔有功，予岂遗尔？尔无功，岂可妄陈？有功不赏是谓吝，无功求赏是谓贪。吝则失众，贪则逾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赏。尔曹不见徐相国耶？今贵为元勋，其同时相从者犹在行伍，予亦岂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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