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卷六 (第2/3页)
体制甚严，尝有宪臣寝疾，掾史往候之，宪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仗授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宪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见吏，逊辞谢之。吏曰：‘然某为吏属，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礼体尔。’以此观之，则宪吏亦正人也。尔等宜鉴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太祖召诸勋臣谕之曰：“难成者功，难得者爵。卿等捐躯以从朕，百战以有功，岂非成之难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伦，岂非得之难乎？知成之难，则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难，则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谨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语此。”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太祖谕来朝守令日：“朕设置百官，各司厥职，以分理庶务。惟都守、县令为牧民之官，凡赋敛、徭役、诉讼，皆先由县，次方至府。若县令贤明，则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一县之事既治，则府可以无忧矣。苟县官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废事，民间利病，尸坐不闻，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为府官者知其弊，能绳其奸贪，去其茸，请更贤者而任之，则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举，上下蒙蔽，虽苟且一时，终必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于此矣。尔等勿谓身居远外，朕不能知。异日政绩有闻，必有嘉赏，顾尔等为政何如耳。”命赐以酒食。明日陛辞，太祖复谕之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故惠及于人；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化。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宜勉修厥职，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丙辰，太祖谕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二者相济，始克有成。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广洁，无敢谁何，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排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修其在已，人亦岂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书黄肃、刑部尚书高万杰为广西行省参政，刑部郎中高晖、磨勘司令吕宗艺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方面之任，贵在廉明而戒于苛察，贵在刚果而戒于急暴，贵在有利而戒于谄谀，贵在有仁而戒于姑息。凡行欲当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忧，下足以慰郡邑之望，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声于不朽，岂不伟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太祖御谨身殿，谕省臣曰：“朕观唐太宗言，贾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财利，不惜性命。譬如贪官污吏，惟知好赂犯法，而不爱身命，其与贾胡剖身藏珠何异？若使官吏爱身守廉，安得有丧身之患！只为任情恣欲，重利轻身，以致祸败耳。”
七月丁卯，以户部侍郎陈则为大同府同知。陛辞，太祖谕之曰：“大同居边塞之间，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为守将迫协，以坏法废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尔往，毋蹈彼覆辙，当守法奉公，不为阿私。如边将妄有所求，当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则汝可以远罪，而边将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书刘仁、刑部主事郑九成为广东行省参政。陛辞，太祖谕之曰：“岭海在京师数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辑宁其人。兹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济。若为政一以恩而无威，则宽而无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则严而无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伤于刻暴，则政事自举，民生自遂。使下之为郡县吏者转相视效，虽海岭之遥，朝廷可无忧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员外郎杨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答禄与权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吕本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太祖谕之曰：“风宪之设，本在整肃纪纲，澄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徒效俗吏拘拘于绳墨之末。至于处事之际，毫忽须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为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岂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太祖谕群臣曰：“水趋下则流，人法上则哲。故希贤者不已，可以齐贤；希圣者有恒，可以齐圣。古之人知成身之难，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显名于天下后世。今之任官者多图苟安，不顾清议，而甘为碌碌之人，身没而名随以泯。尔等宜勉之，毋自弃也。”
十月甲寅，太祖谕群臣曰：“《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凌分之讥。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在廷群臣，以道事朕，当有鉴于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入辞，太祖谕之曰：“近日山东王基言事，不务正论，乃用财利之术以惑朕听，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当言者，须以实论列，勿事虚文。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汝等当询民疾苦，廉察风俗，申明教化。处事之际须据法守正，务得民情。惟专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进。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赖以宣布条章、申达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太祖谕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时选补。比除未久，有司又复奏缺，是何犯罪罢黜者之众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亦何不可？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兢为赃利，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夫丈夫立志为善，功业不难矣。苟念虑一失，沦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为善者，愚人也；能为善者，贤人也。至于为恶者，乃下愚无顾忌之人也。然为善为恶，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圣贤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终身用之不尽。夫人幼不识事，长则知孝友，此乃天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则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来朝，太祖谕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凤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凤宪者，宜体朕此意，以至公为心，廉洁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焉。至于奸民犯法，吾所甚恶，必务除之，不可贷也。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视民相去远矣。不思问民疾苦，公其听断，将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为考，非一日积也。汝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选国子学生二十四人，命为府州县官。太祖召至前，谕之曰：“诸生皆学古入官。夫为臣之职，事君、抚民二者而已。然能尽抚民之心，即所以尽事君之道。故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苟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事不立则民失望，国何赖焉？尔等尚服朕言，必思尽其职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国子监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太祖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达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郁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迩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学，常怀致君泽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县官五十余人。太祖悉召前，谕之曰：“县官之职，最亲于民。古之称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称之，美名即传于远迩。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恶声亦不可掩也。为善为恶，朝廷公论有在。尔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绩，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太祖谕六部、察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除授教官，太祖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篑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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