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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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群臣
甲辰二月甲寅，太祖召诸将谕之曰：“诸公久从吾，劳苦者至矣。(本文摘自)然职其劳苦，图其安逸，若农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获，由其用力于前而取获于后。今日之事正犹是也。所以必惩乎暇豫。是故劳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机也。吾与诸公先图其劳而后其逸，如农之望岁，于是乎可待。至于有旱涝螫之不足者，此则系乎天时，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劝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以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效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汤武用是而兴，桀纣忽是而亡。今天下纷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贼于民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太祖谕毅曰：“吾见元末大臣门下之士多不以正是处，惟务谄谀以图苟合。见其人所为非是，不相与正救；及其败也，卒陷罪戾。尔从徐相国幕下久而无过，故授尔是职。宜尽心所事，勿为苟容。苟事有差谬，皆足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暇疵，即为弃物，不能成器矣。”谕训文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有善者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且尔素称谨厚，当始终一致，苟易其所守，则患必生矣。譬如驰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勖尔等也。”他日复命训文、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所以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七月丁巳，命降将元佥院张德山归襄阳招徕未附山寨。谕之曰：“自古豪杰识察于未形，故夏将亡而终古先奔于商，殷将亡而向义先归于周，不待其迹之著见。待其迹之著见而后来归者，此常人，非豪杰也。汝能审存亡之几，推诚归我，实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于不善射者，岂不重可惜哉！今令归襄阳招徕未附，当晓以大义，告以成败之由。若彼不审其几，而恃险以为固，终非自全之计。尔往谕之，俾知所以图存。能全众而来，功亦不细矣。”因厚赐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樽节财用、抚绥人民。处事贵于果断，御众必以镇静。密以防奸，谨以待敌。敌至，则坚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轻犯其锋。方镇之寄，固在将帅，赞画之助，实资幕僚，恪尽厥心，毋负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接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司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者以进。谕之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
三月丁未，太祖谕群臣曰：“尝闻昔者圣人不出户庭而天下治，盖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从，不施而民悦。吾甚慕之。今师旅未休，民未苏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对曰：“政化修否，系乎在上之人。主上此心拳拳，何忧政化之不成也！”六月癸亥，太祖谕群臣曰：“国家休戚，我与卿等同之。曩者群雄并起，东西角立，孰不欲成大业？然不数年，徐氏以柔懦灭，陈氏以刚暴亡，今惟张氏存。来者咸谓其政事纵弛，亲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离怨，而费用无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此将亡之时也。夫察于亡者然后可以图存，审于危者然后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机而能有成者，鲜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终蹈其覆辙，岂不可惧！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钦哉毋忽。”
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语中书省臣曰：“新授郡县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欲其奉公难矣。”遂赐予道里费。明日，各郡县官既受赐，入谢。太祖谕之曰：“自古生民之众，必立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后可以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予今命汝等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赋为尔等俸禄，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辩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贪冒坏法，自触宪纲。尔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赃，人发其事，吏赴井死。上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者？君子闻义则善，见利则耻。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其事可以为世之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张士诚既死，太祖谓群臣曰：“张士诚，吾本欲生全之。但其为人刚悻无识，天命予夺之际，岂可以力争！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尝有意攻伐。彼诱吾将士，自开兵，战斗连年，卒为我擒。使其早能省觉，外睦邻国，内抚百姓，岂易破之！乃骄侈自娱，不念民艰。其下又无忠良，卒以诡诈取败。其死也，吾甚怜之。”
壬寅，太祖视朝戟门，召浙西来归诸将谕之曰：“汝等旧事张氏，为将领兵，计穷势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将校。吾所用诸将，皆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贵，然致富贵易，保富贵难。汝等诚能尽心效职，从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定，非独己受富贵，子孙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此皆汝等所亲见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为监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太祖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桑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卿等勉之。”
又谕御史大夫汤和曰：“聊以武臣而处文职，当求儒者讲论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尽心所事，以成功业，他日名书史册，垂耀千载，岂不美哉！”和顿首谢。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僚高翼进《戊申大统历》，太祖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一人详定。”太祖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词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庶几副朕敬授民时之意。”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
十二月癸卯，太祖御白虎设，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辩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选官之际，慎择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太祖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一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坐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太祖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有无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八月戊寅，太祖将复幸北京，谕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谕之曰：“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太祖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张文海、徐尊生、黄、傅恕、王、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复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甲午，太祖谕群臣曰：“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辄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巳。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恭曰：“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因于弊政，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无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辰，改兵部尚书刘贞为治书侍御史。太祖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謇谔之风，以为百司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四月壬辰，太祖谕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开王业。后人之未勤庶政，先为优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骄奢淫纵，政事不理，民穷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将亡，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纪纲废弛，民心日离，进致土崩。此皆近事，可为明鉴。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全名青史，岂不美哉！”
壬午，太祖谕群臣曰：“朝廷设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谄上，恪守乃职，是为正人。昔寇准在相位，丁谓为参政，尝会食，食准须，谓起拂之，准正色田：‘岂有身为执政，亲为宰相拂须耶？’谓惭而退。是谓以谄事准，准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见矣。又闻前元国初，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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