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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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写,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相关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也就是说,需要国际协商。这形成教科书审查的国际机制。

    在这方面,德国走在了前面。“德国的教科书是德国人内部以及德国和邻国之间复杂而广泛协商的产物。”(本书第143页。)本书提到,德国、法国、波兰和以色列之间的联合委员会建议规范有争议的历史,并促进“旧敌”修好。德国官员和波兰政府共同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跨国讨论,旨在形成双方都认可的教科书。他们还参与了编写共同的欧洲教科书的项目。德国教育官员对来自国外的批评也作出积极的反应。比如,在以色列政府抗议德国高中课本中希特勒那部分的提纲对第三帝国的批评不够深刻后,德国重新编写了提纲。日本在这方面显得被动一些。从1982年起,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受到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尖锐批评,这促使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标准,增加了“邻国条款”,要求在涉及亚洲邻国的现、当代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教科书要体现出谅解与国际和谐的精神。

    如果政府有权审查教科书,它倾向于使历史教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自社会和外部的压力要求其尊重历史。在两种力量的博弈中,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本书详尽地梳理了这个过程:战后初期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监管之下对战时教科书的改造,50年代末起政府主导的向战时教科书的倒退,60年代起家永三郎马拉松式的教科书诉讼对这种倾向的抵制,80年代起来自亚洲国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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