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芙蓉镇》
话说《芙蓉镇》 (第1/3页)
你走过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你的生活经历和小说里所描绘的乡镇风物有些什么具体的联系?你的这部小说结构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来类比，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这种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你在文学语言上有些什么师承关系?喜欢读哪些文学名著?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书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艺界的同志讲，你写这部小说只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是一气呵成的急就章，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
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
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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