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零
我是一个零 (第1/3页)
录音机是好东西。它可以使一切想不朽的人获得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死去，而他的声音却可以超越他朽腐的骨灰而长存。想想吧，当至亲骨肉都不再记起死者的时候，只要装上那么一盒售价四元五角的录音带，揿动按钮，就可以听见死者的侃侃长谈或低吟浅唱，这是够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可是录音机所包含的这神秘而庄严的意义，我原先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买录音机的时候，只是为了听音乐，解心烦儿，内心里也有一种“我也现代化一下”的阿Q精神。录音机可以使人不朽这层意思是我们隔壁沈老大爷发现的。
我的华居坐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家买到缝纫机，所有的邻居都会前赴后继地去参观、品评、鉴定，用各种形状的脚去蹬蹬踏板，用各种年龄的手去摸摸乌亮的机头。主人呢，脸上永远是自足的微笑，点头应答着诸位来访者：
“您瞧，二婶儿，这是燕牌的。”
“地道货，使一辈子。我什么也不要了。”
“赶明儿您做个小褂、缝个裤衩唔的，上这儿来！”
“便宜，您不也争取个票儿？！”
所以，我买到录音机的消息就成了我们大院的头等新闻，使当天关于科学大会隆重开幕的新闻立即显得黯然失色。亲朋邻里比肩接踵而来，我沏了三壶五角钱一两的茶叶末儿，开了两盒大前门烟卷儿，为十五批来宾表演了开动关闭录音机的本领。除了极个别听不惯交响乐认为听了“脑仁儿疼”的朋友以外，大家一致称赞录音机，说它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当最后一位邻居吐着沾在嘴上的茶叶末儿，叼着大前门烟卷儿，朝我的录音机投去既爱且恨的目光跨出门槛的时候儿，我忽地后悔起来。录音机将永远不能给我带来欢愉和安宁，光是邻居的目光就可以把这东洋货焚化，变为青烟。还是我的妻子有先见之明：“别买那玩艺儿，花钱还不说，就那惹事招灾的烦劲儿就受不了。不让谁进来听听行啊？！”
我恨不得立即砸了那伟大的发明，可又舍不得那用心血换来的钞票。它是用钱买的呀！
“笃笃笃！”有人敲门，声音轻而柔，仿佛是个准备见生人就跑的人。
我开了门，是沈大爷。他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笑意灌满了他额上每条皱纹儿。
“老三，”他叫我的小名儿，“听说您也买了个……。”
我立即请他进屋：“您坐。干嘛那么客气。”
多有意思，他叫我的小名儿，却又言必称“您”。而且，他那谦恭的口气，让我这个晚辈实在不敢消受。
我急忙掀开刚盖在录音机上的苫布，抱歉地说：“真对不住，我这儿没京剧的录音带，都是些洋玩艺儿。”
“没关系，您放小声点儿，我听听那意思。”他坐在我的破藤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发明”。
我不懂他说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单知道他对交响乐、轻音乐深恶痛绝。他曾经在京剧团里演过戏，据他自己说是个很有功底的文武老生。他曾如数家珍似地抖给我一大叠戏单儿、说明书，我也曾遍寻他的艺名而不见登于名角之列，只在“众官员”、“众员外”、“众英雄”一类角色后边，看见他的名字夹在别人的名字中间。只有几次，他的名字是大字、单行排列，他扮演的角色是“舞台监督”。
自然，这绝对不能说明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然而，在数十年的粉墨生涯中，他唯一值得述说的功绩是演过一次皇帝（是谁我已记不清了，我对京剧纯属外行）。不过，那也只有一句台词，叫做：“呜呼呀，寡人休矣！”他曾对我眉飞色舞地讲解过这句道白，用几十种不同的声调发那句古代帝王的感慨：“呜呼呀！”我因此钦佩他，敬重他，后来还劝他写书，因为单是对这“呜呼呀！”的体会就可以单独成章，足以羞煞一切照程式硬搬的蹩脚演员。
那时他听了我的话，眼睛里放着光，频频点头，临了儿还拍着我的肩，用浓重的中州韵味儿，道白似地说：“啊呀，且住！如此说来，交友不必问庚齿，忘年亦可成知音！”
他是否写了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写过检讨。无穷无尽的检讨书、认罪书，把这个老艺人吓破了胆，整天在九平方米的小屋里踱步，不住地喟然长叹：“呜呼呀！”
那时候，全院儿的人只有我和他搭话。不管怎么说，我们俩算是同行，都是文艺圈子里的人，同样的处境也使我坚信这个艺人，充其量是个艺人而已，同国民党特务沾不上边儿。据他说，年轻的时候，一些国民党官兵也好皮簧，常想票几场，或者自组班子演几出小戏。他呢，给他们说过戏，这是实情。“可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呀？我眼里只瞧得见戏码儿、行头，耳朵里只听得见二胡、笙萧。特务？谁知道那玩艺儿是干什么的呀！”
我相信他的话，他的行动就足够证明他是个什么人物。
“史无前例”的烈火烧光了他的行头、戏书，震天的排炮把他轰下舞台。他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双没有帮子的粉底皂靴用线绳把厚厚的靴底绑在塑料底布鞋上，登着它，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边”。自己用细铁丝，旧棕绳（拆散捻细）做了副“髯口”整天挂在耳朵上，盖在他那被打掉门牙的嘴上，用漏风的嘴叨叨着：“啊呀，且住，”“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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