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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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雪并不厚。薄薄的，稀稀拉拉的一层雪粒。被风一吹，你追我赶地奔向路边。厚厚的倒是鞭炮的碎屑。红的绿的黄的黑的白的碎纸在地上在空中飘摇。
扫马路的女工驾着小清扫机，全身捂在厚厚的棉衣里，扫荡着昨夜的狂欢留下的残迹。这些可敬的清扫工！我也曾经是她们当中的一员。一九七四年我回到北京，也加入了清扫工的大军。每天黎明即起洒扫马路。挥动扫帚的姿势很像鞠躬。那时我倒也安心，真愿就那么鞠躬尽瘁。因为我有个不明不白的身份：一个未经法律程序认可的男人的妻子。而那个男人又是以“反革命”的罪名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得承认我是他的妻子，是他的遗属，是他的未亡人。我担起了照顾他的父母的责任。我负起了教养他的弟弟的担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为了他的清白而抗争而等待的义务。好心人告诉我，假如我不公开和他那短暂的一夜夫妻关系，我就会找到合适的职业，就不会遭到羞辱和耻笑。我真傻，他们说，我得为一夜风流交出一辈子的幸福。可是清扫女工们却说我“够仁义”，开垃圾车的王师傅甚至提着酒瓶找到我家里，对我妈妈说：“大姐，你家赵芳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娶妻就得找这样的。我要娶她。”真逗。王师傅比我大十岁，长的五大三粗，没有结过婚。因为他的嫂子撇下他哥和他三岁的侄子，跟别人跑了。他比他哥还难过，觉得女人都没有侠肝义胆。他也怕娶一个会蹬他踹他的妻子，干脆来个终身不娶。不娶妻自然就不会被妻子抛弃。他这是最实际的哲学。可是他的哲学准备收摊子，他决心娶我。我感激他，可不能答应他。我的死人还是屈死的冤魂，他看见我同别的男人恩爱，更不会阖上眼睛。我得对得起他。一夜夫妻，不但让我孕育了他的种子，还在我心里刻上了永不会弥合的创口。那种于没有成为新的生命，可那伤口却永久水久地流着血。他，是清白无辜的。我们的爱是光明正大的。总有一天，公平会降临人世，会洗去他身上的污泥，会给我的爱，我的青春一个合适的评价。为了这个，再苦再累我也能忍。王师傅是好人。他并不气恼我拒绝他，相反地，他倒保护我，把我当成亲妹妹。敢有一个人对我胡侵，他就送给那多嘴多舌的人一拳头。那拳头可厉害，可以一下子砸碎一块大灰砖，就像王师傅练过硬气功。
我在马路上快。陕地走，小风冷得扎人。脸上冻得生疼，我的妮妮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疼。我跑到医院。医院里静悄悄。往日，病院像集市。今天，怎么这么静？哦，今天是春节。人们在过节，连病也都休息了，不敢在节日侵扰欢乐的人。可见，往日的病人，至少有一半是可看可不看的轻症。公费医疗的弊病之一，就是没病的有病，小病的大治。我跑到住院处．值班的医生是和我差不多年岁的姐妹。她挺同情我，悄声说：“你的女儿已经做完手术。唉，肚子里有二百多CC游离脓，再晚一会儿……正赶上过春节……”
“真麻烦大夫了。”我说，“可以看看她吗？”
“去吧。她还没醒过来，正在睡觉，别弄醒她。”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病房，走到妮妮身边。她正睡着，脸色挺白，可并不白得吓人，嘴唇还是红红的。那头柔软的密密的黑发在枕头上。她多好看，简直就像个天使。
我呆呆坐在她旁边，手轻轻摸着她的头发，不知为什么，流下了眼泪。她已经没有危险了，我不应当流泪，应当放心地长舒一口气。可我没有出长气，倒觉得胸口发堵，从心里往上翻腾着酸楚，让我不由得眼泪潸然。
我不是个好哭的人。从他埋在东北的林子里之后，我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回到北京给妈妈、姥姥交代我和他的事；一次是接到给他平反的消息；再一次就是和何晨光结婚的当天。
头一次，我呆坐在妈和姥姥面前，直勾勾地盯着姥姥的灰头发，声儿都不打颤，平平静静地说起我跟他的事。我说了我们怎么相爱，怎么把那句话写在雪地上。——我没悔，不该把那句话写在雪地上。雪是可以化的，而那情应当是不死的。永恒的东西寄托给了暂时，还有不出事的吗？我还说了我们怎么成亲，还脱掉上衣，让她们看我肩上的疤。那是在那晚上，他流着泪在我肩膀上咬的。我疼，可我心里头甜。那疤痕，是纯洁爱情的印记，假如风俗许可，我愿意让所有的人看。我说这一切，并不觉得格外痛苦，却不知道泪水打湿了我的前胸。妈傻看着我，嘴唇直打哆嗦，姥姥一把搂住我，叫声：“我的儿，你可苦了。你大声地哭吧。”可我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流泪。
姥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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