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四 刑考三
卷一百六十四 刑考三 (第1/3页)
○刑制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以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
时廷尉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馀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後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宠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为比，有《轻侮法》。张敏駁议以为："开相杀之路，又《轻侮》之比浸繁，至有四五百科，难以垂训，请除其弊（详见《详谳门》）。"
九年，复置若卢狱官（若卢狱属少府，主鞫将相大臣）。
是後又有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都内，主藏官名，《前书》有都内令丞，属大司农）。
十一年，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月者，免归田里。
十五年，有司奏，以为夏至微阴起，蘼草死，可以决小事。是岁，初令郡国以日短至按薄刑。
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各有差，即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麦秋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鲁恭上疏谏曰："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旧制至立秋廼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追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於春月分行诸部，託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按《易》，五月《遇》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盖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夺其时哉！《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论者互多駁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鲁恭议曰："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礼，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吹嘘万物，养其根荄，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榖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於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元初二年，诏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
顺帝永建元年，诏减死罪以下徙边；其亡命赎，各有差。永和五年、汉安二年，各有此令。
冲帝即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诏郡国系囚减死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
三年及和平元年，永兴元年、二年，俱有减死罪及赎罪之令。
灵帝建宁元年，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三年，熹平四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各有此令。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脩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陈实、范滂之徒二百馀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言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後无敢复为党人言者。窦武、霍諝等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初，诏书下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善良，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解，所脱甚众。灵帝初即位，时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厨"之号。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乃令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曹节因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宀禹｝、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郡县考治。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州县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按：党锢之狱，出於宦官之恶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灵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善哉，问也！帝时年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於朝而婴祸，而窃议於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辈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於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义纵为定襄太守，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馀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成晋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汎倚恃後宫、中官之势，纵横里中。功曹岑晊等劝晋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晋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馀人，後乃奏闻。夫重囚之罪可杀也，张汎之罪可杀也，至其宗党宾客数百人，岂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概杀之？义纵酷吏，所为固不足道。成晋、岑晊，名士也，亦复若此。虽曰其心出於嫉恶，然淫酷亦太甚。则夫张俭亡命，其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於宗亲歼殄，郡县残破，盖亦汉世之法耳。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传》曰："作法於贪，敝将若之何？"信哉！
崔实《政论》曰："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审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监。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德政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輈以救之，岂暇鸣和鸾、谐节奏哉？昔文帝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
司马公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实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务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实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
按：崔实《政论》主於严刑，而其论发於桓帝之初年，司马温公亦以为矫一时之枉。然愚尝考之，汉自冲、质而後，政日以圯，其敝盖原於人主昏庸，戚阉相继秉政，纪纲日乱，刑罚不中，而国随以亡，其咎不在於刑轻也。且二帝之时，屡有诏书轻减死罪，或止於髡钳，或徙边，或赎缣，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张俭亲知及所经过者死，此二者所诛甚众，岂亦反逆乎！盖牧守皆戚阉之党，故於其所疾恶者，公违诏书而诛歼之。且当时奸凶得志，忠贤受祸，民不见德，亡形已具。犹幸刑制稍宽於西都，时有宽恤之诏，故其所诛殄，及於党锢之清流而不及於无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则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胜言者。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杀者，如汉之孝武、唐之则天，宠用张汤、义纵、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徒，恣为威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诛灭之。盖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杀，特不能胜其好杀之心，而至於用此曹；旋觉其非，而诛之以谢天下。张而能弛，故不至於亡其国。桓、灵之昏庸，岂足以语此。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奏之。
劭奏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为之节文。又集《駁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瓌伟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帝善之。
建安中，议者欲复肉刑。孔融建议不可，从之。
融议曰："古者淳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適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其後魏公曹操复欲行肉刑，令曰："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陈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且杀人偿死，合於古制，至於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髪，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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