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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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汉代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揭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往昔的阶段。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祕书，看似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终于超越了自我，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史记》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去世年代，向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书·经籍志序》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到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记》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两种说法赞同者多，一说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一说终于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历时三千年左右。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史记》，从而使《史记》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迁之前，也出现过不少史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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