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第2/3页)
《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楚汉春秋》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但这些史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文化勃兴。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汉兴秦亡，原因何在，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再往上推溯，历代的兴亡，都需要思索，寻找出规律，作为汉代统治者为政的借鉴。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完成了他的史作，从远古，到当代，悠远而恢弘，体现了汉武时期的辉煌。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经过剪裁加工，才能镕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的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与《夏本纪》、《金滕》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司马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