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第3/3页)
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记》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张晏云：“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便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诸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但同样缺乏确证。
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见载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祕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注音，还注重释义，音义并重。张守节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三家注本来各自单行，宋朝时才把三家注统一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清人吴国泰撰著《史记解诂》、瞿方梅撰《史记三家注补正》，多有新的阐发。今人日本泷川资言撰著《史记会注考证》、台湾王叔岷撰著《史记祕斠证》，都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今天尚能见到的都是零散的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时期抄写的《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篇和《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国内外藏有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能够使《史记》得以广为传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木刻本。北宋景祐年间，曾刻《史记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古老的刻本了。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无为州官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刻本为最古，此本颇受学术界重视，涵芬楼和商务印书馆都曾影印。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流传较广的刻本，一种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人们称之为“殿本”。因为是国家一级的官刻本，所以有许多知名学者参加校勘，对《史记》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另一种是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书局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此本汇校了宋、元、明有代表性的各种版本，并汲取了学者的研究成果。此本失误较少，人们视为善本。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开始标点校勘《二十四史》时，《史记》即采用金陵书局本为底本。1959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史记》。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书有了标点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这次对《史记》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
本书的注释和翻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写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这次付印之前，注释者又作了一些修订。由于本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吴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