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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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才尽力竭的情况下才会无可奈何地退出竞争，始终不会留有余力而把发财的机会让给别人。
俗话说：“百里之外不贩柴，千里之外不贩粮。”在某地要住上一年，就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要积德行善，招徕远方之人。所谓德，就是能吸引招致别处的人和物来到身边。现在那些没有官职俸禄的供奉，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而生活上的享乐可以同大官贵族相比的富人，可以称之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用百姓缴纳的租税，每年每户二百钱。食邑一千户的封君每年就有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进献土产，派遣使者与诸侯通问修好，所需的费用都出自其中。而平民经营农、工、商等业，每年一万钱能得利息二千钱，有百万之产的人家每年可收入二十万，而缴纳租税和雇人代服兵役徭役的费用都出自其中。除此之外，在衣食等方面尽量享受美好生活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所以说在陆地牧马十五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头，在水边养猪二百五十头，居住在靠水的地方，拥有能养一千石鱼的池塘，居住在山中，拥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一千棵枣树；在燕、秦有一千棵栗树；在蜀、汉、江陵有一千棵橘树；在淮北、常山以南，河水、济水之间有一千棵楸树；在陈、夏有一千亩漆树，在齐、鲁有一千亩桑或麻；在渭川有一千亩竹园；以及在居民万户以上的名都大城的近郊有一千亩亩产一钟粮食的良田，或者有一千亩巵草、茜草，一千畦姜、韭；这种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同。而这些都是富足生活所凭借的资本，用不着亲自去市场交易，也用不着远出去外地的城镇经营，坐在家中，就可收取赢利，虽然没有官爵，挂着“处士”的名义，却可获得丰富的享受。至于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妻儿弱小，逢年过节无力置办祭祀用品，也凑不出乡里会餐的份子钱，吃的喝的穿的盖的都难以维持生活的需要，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惭愧、不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财产的要靠劳力为生，有财产但是不多，就靠智力去争胜夺利，如财力雄厚则可抢先掌握不同的时机赚取大量的利润，这是谋财求利的通常情况。现在经营产业不用危害自身的安全，就能获得财富用于生活享受，那么即便是贤人也会为之努力。因此依靠经营农业致富是最上一等，依靠经营工商业致富是次一等，依靠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是最下等。一个人如果没有隐居深山的奇士的清高的品行，始终贫穷卑贱，偏偏喜欢高谈阔论，讲什么仁义道德，也真是可羞可耻。
凡是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人家，对财产比自己多十倍的富户，就会对他卑躬屈膝，对财产比自己多一百倍的，就会对他心存畏惧，对财产比自己多一千倍的，就会被他使役，对财产比自己多一万倍的，就会当他的奴仆，这也是事物的常理。在贫穷的基础上追求财富，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就像女子在丝织品上刺绣出美丽的花纹图案，以此为生，收入不如在市场上倚门卖笑的娼妓。这是说从事工商业，是穷人由贫变富的凭借。在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中，一年之内酿酒一千瓮或醋一千缸，淡酒一千瓶，屠宰牛、羊、猪一千头，贩卖谷物一千钟或柴草一千车，有船只总长一千丈，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或竹竿一万棵，有小型马车一百辆或牛车一千辆，有上漆的木器一千件或铜器总重一千钧，未上漆的木器以及铁器巵草茜草等总重一千石，有马七十七匹或牛二百五十头、猪羊二千头，有奴仆一百人，有筋角朱砂一千斤，有丝帛绵絮及各种绸布总重一千钧或带图案花纹的彩色丝织品一千匹，有粗布皮革总重一千石，有漆一千斗，有酒曲豆豉一千罐，有鲐鱼刀鱼一千斤，有小杂鱼一千石，有腌鱼一千钧，有枣子、栗子三千石，有狐皮貂皮一千张，有羔羊皮总重一千石，有毡或席一千具，有其他杂果干菜总重一千钧，有放债取息的本钱一千贯，在市场上居间当掮客，贪婪的商人得利三分之一，规矩的商人得利五分之一。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家，富裕程度都能同中等的诸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况。从事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得不到十分之二的利润，其中就谈不上有什么值得去经营追求的财富了。
下面且简单地说一说现今世上千里见方的范围内，那些聪明有才干的人用以致富的办法，使后世求富的人可以观摩并有所选择。
蜀郡卓氏的祖先本是赵国人，靠冶铁成为富豪。秦军攻破赵国，强迫卓氏离开故土，流迁他乡。卓氏被掳掠，只有夫妻二人推着车步行，前往被流放的地方。那些同时被流迁的沦为俘虏的人稍微剩下一点钱财，就争着用来贿赂带队的秦国官吏，请求安排在较近的地点，都在葭萌定居。单单卓氏说：“这里土地狭小瘠薄。我听说汶山之下有大片肥沃的田野，地里出产大芋头，能充粮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的居民有很多在市镇上做工，便于经商。”于是就要求迁往远处。结果被安排在临邛，卓氏心中大喜，就前往出铁的山上开采矿石，开炉鼓风，冶铸铁器钱币，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二地的百姓都被他所用，富裕的程度达到家有奴仆千人，在自家的田园池林中射猎游戏，这种享乐可以同国君比拟。
程郑也是山东地区迁来的俘虏，也从事冶铁业，产品远销到西南夷和南越地区，同那里的梳着椎型发髻的人民贸易。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都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人，以冶铁为业。秦军攻伐魏国，把孔氏迁到南阳。他大规模地开炉鼓风，冶铸铁器钱币，（获得大量的财富，）规划开掘水池（以供自己游乐），车马相连，成群结队，外出与诸侯结交，从而得到通商贸易，赚取厚利的方便，（作为游闲公子，）赠人礼品，赐人财物，有出手阔绰的名声。但他所得的赢利比送出去的东西更多，反而胜过那些斤斤计较吝啬成性的商人。家中的财产达到数千金之多，所以南阳人经商都效法孔氏的温文优雅的仪容和慷慨大方的气度。
鲁人风俗俭朴吝啬，曹地的邴氏尤其是这样，邴氏靠冶铁起家，财富有万万钱之多。但他们家中父子兄弟订下规约，一举一动都贯彻爱惜物力的原则，要收集拾取任何还有一点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们外出放债或贸易走遍了天下所有的郡国。邹、鲁地方之所以有许多人放弃了文献学术方面的研究而去经商谋利，就是因为受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风俗以奴仆为低贱，唯独刀间爱惜并看重他们。桀傲不驯生性狡诈的奴仆，是主人们头痛的，只有刀间收取并使用他们，派他们出去为自己经营渔盐等业或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利润。刀家的奴仆有的甚至车马成群地与郡守、国相结交，刀间对这些人更是信任重用，终究得力于他们而起家致富，财产有数千万之多。所以民间谚语说“宁愿遇见大官府，不要碰上刀家奴”。这说明刀间能使唤利用手下的豪奴尽力为他谋利从而使自己富裕起来。
周人琐碎吝啬，师史更是如此。他拥有运货车数百辆，去天下各郡国贸易，没有不曾去过的地方。洛阳市街通向齐、秦、楚、赵，正在天下的中央，那里的穷人效法富家，互相把长久地在外经商当作夸耀的资本，许多人屡次经过家乡里邑，也不入门，师史分派职务，任用这样的人，所以能积聚财产达七千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本是督道地方管粮仓的小吏。秦朝败亡的时候，乘机起事的豪杰们都去抢夺金玉珍宝，只有任氏把仓库中的粮食藏在地窖里。楚汉双方的军队在荥阳相持对抗，附近的百姓无法耕种，米的价钱长到一万钱一石，那些豪杰所得的金玉珍宝（都用来购买粮食，）最终归任氏所有，任氏靠此发财致富。富人都争相过奢侈的生活，任氏却降低身份，放下架子，崇尚节俭，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土地牲畜，一般人都抢购价格低廉的，唯独任氏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们家接连几代都是大富。但任氏的那位祖先任公订下家规：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他家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身为富民而又得到皇上的器重。
边塞向外开拓以后，桥姚已经拥有马一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头，粟米多得要用万钟来计算。吴、楚七国起兵作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从军出征，（为了准备好兵器行装和路上的开销，）纷纷借贷，放债的人认为这些列侯封君的封邑封国都在关东，而关东二军未分胜败，（结果难以预料，）都不肯把钱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金放贷，利息比平常高出十倍。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了。一年之中，无盐氏所得的利息比本金多十倍，因此他的财富同关中出名的富豪相等。
关中富有的大商人，大致都是田家的，如田啬、田兰等。此外韦家地方的栗氏，安陵及杜县的杜氏，家财也值万万。
上面所举是最明显突出的例子，这些人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的人，也不靠非法的手段致富，都是能推测货物流通的规律，正确估量形势，决走投资的方向，以顺应时世的需要，得到赢利。他们凭借经营工商业得到财富，又靠经营农业守住财富，把果敢强横的作法当作起家敛财的权宜之计，又把遵循并依靠法令当作保护家业的措施，手段的变化有章可循，能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值得效法。至于那些努力从事农耕畜牧、开发山林、经营工商等业，仗财弄权从而成为富豪的人，财富大的可以倾覆一郡，中等的可以倾覆一县，下等的可以倾覆一乡一里，那就难以数计了。
生活尽量节俭，劳动不怕艰苦，这是兴家立业的正道，但富人必然用与众不同的手段出奇制胜。耕田务农，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了，而秦扬靠此成了一州的首富。盗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而田叔靠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而桓发靠此发财。外出叫卖货物，是为男子汉不屑的低贱职业，而雍乐成靠此富裕起来。贩卖动物的油脂，是使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而雍伯靠此得到干金赢利。贩卖薄酒不过是一种小生意，而张氏靠此却有家财千万。磨治刀剑，是一种普通的技艺，而郅氏靠此能象大贵族一样过列鼎而食的生活。卖熟羊肚，既简单又不起眼，而独氏靠此出门能带上一个马队。当马医，只要有浅薄的医术，而张里靠此却有钟鸣而食的大排场。这些人都是因为精神专一，才获得了各自事业上的成功。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是只有从事某些一定的行业才能办到，财富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主人，能干的人能使财富归向自己，无能的人则会使财富顷刻散失。家有千金，就可同一城的封君相比，家产万万，就可同王者一样享乐。这不就是所谓“素封”吗？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