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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危。如此则修之于庙堂而德冒四海，治之于今日而福流万世。诚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难之有哉？
以上察事几之萌动
▲防奸萌之渐长
《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如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当作慎）。
程颐曰：“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
又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辩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坚冰之戒也。”
臣按：辩之于早即所谓审微也。《坤》卦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至于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则知其为阴气之凝。夫阴气之始凝也但结为微薄之霜耳，驯而至于极盛且将为坚厚之冰焉。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辩之于早、慎之于微，微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绝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圣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阳抑阴之意。盖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见其有害，然其质本阴柔，用之之久，驯致之祸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为小人也，则于初进之际窥见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见亲用，则未萌之祸消矣。夫然，又安有权奸窃柄之祸、佞幸蛊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称，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者也）。六五，豮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剟，所以去其势也）。
程颐曰：“初居最下，阳之微者。微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盖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莫若止之于初也。”又曰：“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罚严峻而恶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诚人君制恶之要术也。人君之于小人，诚能察之于其微，知其不可用，制之于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则天下国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祸，览、节之患哉？君子所以贵乎炳几先也，不然则无以知其为小人，将驯致于权不可收、势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后》：初六，系于金柅（柅，止车之物。止之以坚强之金柅），贞吉（静正则吉）。有攸往，见凶（往而进，见之则凶），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之诚在乎蹢躅跳踯也）。
程颐曰：“《后》阴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阴生则长而渐盛，阴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
又曰：“如李德裕处置近幸，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于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则失其几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时力未能动，然至诚在于蹢躅，得伸则伸矣。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君臣契合莫能间之，近幸帖息畏伏，诚若无能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后继嗣重事卒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几微之间所当深察。虽然，《易》之言又不特为君子、小人设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几亦若是焉。人欲之萌，盖有甚于羸豕之可畏者，能于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长，则善矣。臣愚以为，吾心私欲窃伏之几，尤甚于小人帖息求逞之几，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后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诗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
朱熹曰：“山极高矣而或陟其巅，泉极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属于垣者，有所观望左右而生谗谮也。”
吕祖谦曰：“唐德宗将废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谏之，且曰：‘愿陛下还宫勿露此意，左右闻之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之谓也。”
臣按：李泌谏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谓此意之露，即是几微初动之处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诗》所谓“无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听吾言之所发有所观望而生谗谮，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夺而窃权柄，是以人君于凡施为举动，如命官、讨罪之类，皆当谨之于几微之先，不可轻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窥测之。苟或一露其几，则将有贪天功以为己，私假上权以张己威，树功于人收恩于己者矣，不独如李泌所谓建储一事也。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曰：“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微而已矣。卑宫恶服，虑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栗栗危惧，戒骄溢也；动守宪度，虞祸乱也。不为嗜欲则娱乐之言无自进，不好功利则兴作之计无自生，颦笑不苟谁敢矫假，八柄在己谁擅威福。诚如是，虽使六卿复起，三家辈作，操（曹操）、懿（司马懿）、莽（王莽）、温（朱温）接踵于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是故韩、赵、魏之为诸侯，孔子所谓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监此亦谨于微而已矣。”
臣按：三晋欲剖分宗国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赵籍、韩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虽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谓始自悼公委盟会于大夫，平公受货赂于崔杼，荀跞出会三臣内叛，阴凝冰坚，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临事贵于见几，作事贵于谋始，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勿谓无害，其祸将大；勿谓无伤，其祸将长。
以上防奸萌之渐长
▲炳治乱之几先
《五子之歌》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臣按：蔡沈谓，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惟其不能图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见者尚不能图，况不见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图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征于色也。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后世人君则不然，视民如暗见如不见，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臣按：大猷谓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乱、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既乱、既危而后制之、保之，则已无及矣。然则其道何由？亦曰审几而已矣。盖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有安则有危，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乱生而危至矣。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兢兢然、业业然，恒以治乱、安危为念，谋之必周，虑之必远，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则国家常治而不乱，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谓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审几为言者，窃以谓人君能于未乱、未危之前，审其事几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终，则永无危乱之祸矣。其于制治、保邦之道似为切要，惟圣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思之于后）患而豫（为之于前）防之。
《唐书》：玄宗天宝末，安禄山反入关，帝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阳望贤宫，日向中，帝犹未食，民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在廷之臣以言为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夜将半，乃至金城县，县民皆走，驿中无灯火，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明皇享国几五十年，一旦失国出奔，不四十里而已无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兵过京师作乱，帝召禁兵御贼，无一人至者，乃与太子、诸王、公主自苑北门出，宦官左右从者仅百人，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贼登含元殿，争入府库，运金帛。时朱泚闲居，贼迎入宫，僭号称大秦皇帝。帝时在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乞一襦袴，帝为求之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间，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将逼京师，乃传位钦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趋汴，屯于城下，京师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钦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金人逼钦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议，且以内侍所具诸王、皇孙、妃、主名尽取之。徽宗即与其后同如青城，郓王楷及诸妃、公主、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八宝、九鼎等物，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臣按：程颐有言：“时当既济，惟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盖物极则反，势至则危，理极则变，有必然之理也。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虑其末流之祸，展转于心胸之间，图谋于思虑之际，审之于未然，遏之于将长，曲尽其防闲之术，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药、无可奈何之地，则祸患不作而常保安荣矣。”先儒有言成汤之危惧、成王之䴙毖，皆思患豫防之谓也。后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微，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谨剟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于既济之时而罹祸乱者，则不载云。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致于大乱极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而著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尚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乱之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