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第1/3页)
在外国人眼里，条约口岸在新的边疆地区——不是未开发的边疆，而是人烟稠密的文明边疆——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前几代的西方贸易商已把这些港口选定为打进中国商业渠道的潜在地点。厦门与宁波在十六世纪已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广州和上海却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另外三个地方不过是前哨地点而已。在订约后的头十年中，厦门的外侨约在二十五人左右，福州和宁波各有十二人左右。分散在港口外的鸦片接受站的人数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来的贸易中心广州大约有三百个外侨，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上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有十二个商行和一百名左右的外国人。到五十年代中期则发展到了七十个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国居民（不计家眷），并有八个领事馆和三十六名新教传教士。［1］
在各个口岸，外国侨民团体集中于前滩或沿江马路一带，装载的货物由此转卸到外国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货栈。每个外侨团体都设在中国本地城市外围的背水之处，使之能从水上获得援助，也能对陆地作某些防御。英国领事们早就要求有权在有城墙的城市里所租借的领事馆建筑物上升起国旗，而且除广州外，其它各地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在厦门，外国居留地实际上是设在海港内的鼓浪屿；在福州是设在闽江上的中州岛上；在宁波则是设在城关一条小河的对岸上。当外国人在上海城关以北黄浦江岸定居时，他们住在两条支流之间，而在靠内陆的一侧的边缘，他们又开凿了另一条被称为洋泾浜的小河。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五百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将近两百个商行里（其中既有从事本地各种业务的商行，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行）。男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女人。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印度（包括印度祆教徒），总计这些外国人中来自英帝国者达四分之三。美国人数目上少些，然而他们的航运业仅次于英国，他们在上海的贸易量几乎达到一半。1849年6月航海法的废除，使美国船只可以直接把货物运到英国，或者在英国各殖民地之间运货，因此到1850年1月1日以后，美国快船就在茶叶输往伦敦的业务方面同英国展开了竞争。
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在数量上只是中国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但它们对外国侨民团体的贡献，无论在精神或知识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到法国鼓励的天主教传教士，稳步地、静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复了他们的位置，甚至还发展了他们的宗教信徒。1839年在中国就有将近三十名天主教传教士，其中一半属于遣使会修士，一半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三十人差不多都是法国人。十人在澳门，此地是训练、供应和联络的主要基地。十人在四川，三人在江西，三人在湖北，其余的则在福建和蒙古，与当地教徒相处在一起。象某些新教教徒一样，他们偶尔也乘鸦片船在沿海通行。到1845年，在中国有七十六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上海再次活跃起来。［2］ 但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还只有十二名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仍旧被限制在条约口岸内。同穿着汉服、过着中国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带有家眷，并保持着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天主教会由于在中国具有劝人信教的长期经验，所以已经学会了许多中国方式。同时它也比新教更加专心致志于拯救灵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团，不大注意行医和教育，以之作为劝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保持更多个人主义色彩的新教徒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化，也与外侨团体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到头来使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更具破坏性。
条约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国沿海边疆的据点，它们依靠的交通几乎就象当时美国西部边区村落依赖小马快递邮车和商队小道那样。不过中国沿海交通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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