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第1/3页)
依照不分国内外政策的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分类体系没有将对外关系单独列为一类。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关系属于礼部的管辖范围。边防和军事则是兵部的事。虽然与亚洲内陆的民族特别是蒙古人和后来的满族人的关系，是明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但海外关系也变得很重要。15世纪初中国舰队远征东南亚、印度洋直到东非，被列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航海业绩。后来，欧洲海军力量向东扩张，终于成为清代中国发展的魔障。因此，单立一节概括地谈谈中国历史著作如何反映这些对外关系，是适当的。
除去实录、［1］ 其他一般历史著作和政书中有关于对外关系的章节外，有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与明帝国有交往的外国和外国人。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写于明朝后半期，基本上可以归入经世文。虽然着重在军事，但在大多数作品中也有关于潜在敌人的习性的资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1574年，7.1.4），这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系的专著，下限到嘉靖时期，和慎懋赏的《四夷广记》（万历后期，7.1.10）。它涉及17世纪初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朝鲜、日本和琉球；第二部分论述蒙古人、兀良哈人和汝真（女真）人；第三部分论述西藏和中亚；第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汇汇编可能是《华夷译语》（7.1.1）的缩编，它是14世纪后期首次为公务之用而编纂的。它们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并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
在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有两部杰出作品。王鸣鹤的《登坛必究》（1599年，7.2.6）论述军事科学，有地图和关于地理、军事组织与准备、战略、战术和装备的具体说明；还有明代有关军事问题的重要奏议。茅元仪［2］ 的《武备志》（1621年，7.2.7）也有地图，它是一部关于军事战略战术、装备与战争手段、军事组织与边防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关于明代至17世纪初的论述特别有力。论述装备和边防的部分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由于有许多例证。这部著作最好地体现了晚明时期军事科学知识的状况。
还有许多关于军事计划、边界问题，或外国人的专题著作。它们包含所谈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叙述，以及有文献根据的论文。最多的是关于蒙古和北部边界包括满洲在内的作品。
现尚存一些关于永乐皇帝出征蒙古的个人记述，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写的（7.3.2—3）。还有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的专题著作，作者是边疆的官员如马文升、［3］ 王琼、［4］ 和萧大亨。［5］ 萧大亨的著作提供了关于蒙古人的习俗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6］ 其他作品附有边疆地区和边塞的珍贵地图。作者大多是兵部的高级官员或边疆地区的行政长官，他们有机会接触有关的材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许论［7］ 的《九边图论》（1534年，7.8.7），它包括地图和对全部北部边境地区的描述；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1605年，7.3.21），只述及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冯瑗的《开原图说》（约1618年，7.10.3），所述的开原地区在今沈阳东北。
还有关于某些边疆地区的地方志，类似中国的府志和县志。这类作品的例子有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15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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