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附录 (第1/3页)
书目评注
各章的作者和本书编者在这里提出一般性的书目资料以补充涉及具体问题的有限的脚注，让读者了解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对在学识和思想上对各章内容提供的重要帮助表示感谢。
在前一章里，傅吾康对有明一代的历史著述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说明和很有见识的评价，并系统地联系到他的不可缺少的著作《明史资料介绍》（吉隆坡，1968年）。中国刚出版的一本目录列出 1900—1978年在各地出版的论明史的9400篇文章和600本书。［1］ 1960年出版的一本现代中国和日本论明史的著作的更加精选的目录，当时列出的文章和书即有2500种之多。［2］ 这些书目展示出这个领域的范围有多么广大；同时也证明，专题研究所期望的详尽的文献材料，在这里不能也确实不需要提供。下面既不是书目提要，也不是书目论文，而是构成这部明代政治史的11章中每一章的书目评注，传达作者们对学识专门问题的见识。
1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
作者 牟复礼
虽然在明代和一些历史著作（除正史外，注意傅吾康在他的《介绍》中谈到的著作，编号1.4.1—1.4.3和2.3.1—2.3.16）中对朱元璋的早期经历有很大的兴趣，但只有到了17世纪，批判地考察明朝奠基时的事件才显出了重要性，并在18和19世纪继续成为考据学的焦点。也同有关中国其他领域的学术成就一样，本世纪最好的近代学术成就虽然使用了一种扩大了范围的概念论和方法论手段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新的目标，但仍然坚实地置基于那个传统的成果上。其中对目前的作者对目前这章的研究最直接有关的，有下面三部：（1）钱谦益（1582—1664年）：《国初群雄事略》，12卷，著于17世纪20—30年代（2.3.17；新版本和标点本，北京，1982年）；（2）他随后（但在1644年之前）著的《太祖实录辨证》，5卷（傅吾康在《介绍》中提到，编号1.1.1）。（3）一部有关的重要著作是钱谦益的追随者潘柽章（1628—1663年）的《国史考异》（2.3.18）（仅存包括前三朝的6卷）。
18和19世纪清代考据学发展方面的范围极广的著作，跟这里特别有关系的有：（1）赵翼（1727—1814年）的《陔余丛考》，43卷，和他的（2）《廿二史劄记》，36卷。（后者应使用杜维运的批注本，台北，1977年；杜维运还著有《赵翼传》，1983年。）（3）钱大昕（1728—1804年）的《十驾斋养新录》，20卷，又附编3卷。（4）夏燮（1799—1875？年）的《明通鉴》，90卷，又前编4卷，附编6卷（1.3.11）。后者有现代排印的标点本（4卷，北京，1959年，被广泛地重印），是最方便的，除官修《明史》（2.1.9，1736年呈给皇帝）外，也许是最广泛使用的明史。20世纪的学者尚未着手对它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巨大工作。
在专门研究明朝开国和早期历史的新近的学者中，正如脚注所表明的，本章作者大大有赖于王崇武（死于1959年？）的历史学识。他在40年代出版的许多专门研究，把细致的研究、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和健全的历史判断最好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吴晗（死于1967年？）是最重要的一位。他的《朱元璋传》出版于1948年，1965年的版本作了广泛的修订，这是从1979年的重印本知道的，这部作品作为现代传记著作的开路之作以及作为研究明朝奠基者生平的学术成就都很有影响。在学识上，吴晗的作品在判断上常常是主观的和自觉地“政治的”，尽管很渊搏和富于想象力。王、吴一代的第三位学者邓嗣禹已经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大量论朱元璋的著作，尽管更多地是谈他的统治时期而非发迹时期。
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对明代的研究繁荣起来，特别是在西方。除傅吾康外，六位学者在这个时期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值得注目地扩大了明初研究的领域。他们是贺凯、罗梅因·泰勒、约翰·W.达迪斯和本书随后三章的作者爱德华·L.德雷尔、小约翰·D.郎瓦洛和陈学霖。本文作者十分仰仗他们的学识，从本书前四章的脚法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明初研究的影响，在那里他们的主要著作一再被引用。
现在回到用中文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关于明朝的兴起的研究，本世纪前半期的学术成就不大。一个奇怪的例外，是对张士诚一生的很有用但始终不完全可靠的研究，其中强调了他作为苏州地区的地方英雄的地位。这就是《吴王张士诚载记》，线装五卷，上海，1932年。这部著作似乎是一些人合著的；主编是支伟成。这部著作和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一些材料说明，对朱元璋的竞争者，特别是张士诚、察罕帖木儿，以及扩廓帖木儿政权，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察。
西方人或日本人的学术成就在这里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中国人最近的学术成就值得再说几句。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在用中文写作的学者中，自从王崇武和吴晗去世后，对明朝建国时期的研究没有明显的新建树。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史学对14世纪中期的研究，正如日本人最近的学术成就一样，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元末伴随蒙古人统治的腐化而兴起的农民起义上，反映出对历史上的农民运动的关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邱树森（1977年）纪念彭莹玉的文章（第1章注[21]引证）。邱树森教授领导南京大学的一个元史研究中心，那里对元末社会史的物证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不管它对自己立下的限制，这种研究在收集有用的资料上还是成功的。元末的社会和政治史（明朝从中脱颖而出）中比较广泛的问题，将在即将出版的第6卷中谈到。对朱元璋生平的说明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他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成份”与14世纪中叶恶化的社会情况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未有定论。
承认新的社会主义史学但并非它的产品的，是中国两位不甚知名的老学者最近的著作。已故黄云眉的四卷《明史考证》出现于1979—1984年。它涉及《明史》332卷中的头158卷，可看成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的现代续篇，后者共100卷，包括《元史》往上的二十二史，完成于1782年。孙正容的《朱元璋系年要录》出版于1983年，该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即故世。这部著作从范围广大的传统资料中收集必要的材料，涉及明朝奠基者的一生，此外还有编者的考证和史评。序言说，这是初版本，它的最后修订本将构成《新明纪》的第一部分，但未提到这部汇编其余部分的情况。这是一部有用的书，特别因为它在对有争论的事实问题作出仔细判断的同时，叙述了有关的历史，这是黄云眉的考证没有企图做的事。即使这两部著作没有显示出传统的高标准考据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显示出它的连续性。
2 明代的军事起源
作者 爱德华·L.德雷尔
本章所述事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朱元璋的崛起和他的洪武之治的实录。这部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在我的《明初政治史》中引用时写作HWSL（洪武实录）——仅存大学士胡广主持的1418年修订本。两个较早的版本，一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编写的，一是数年后在朱元璋的孙子明朝的第二个皇帝统治时编写的，都受到禁止。正史（《明史》，1739年）以及可与之相比的非官修史书（《罪惟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他）都十分依靠《太祖高皇帝实录》，常常不仅在帝纪中，而且也在列传中严格遵循它的用语。此外，大多数方志在提到这个时期与当地有关的事件时，就照抄《太祖高皇帝实录》。
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但看来很可能是，《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修订是出于建文和永乐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因此，如果原来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幸存下来，它对朱元璋早年经历的叙述可能与现存版本没有本质区别。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主要问题是，从一开始就给朱元璋加上真命天子的光环。事实上，朱元璋早期政治生涯中的血腥味是从红巾军带来的，在他同时代人的眼里，他属于这个运动，至少直到韩林儿之死。《太祖高皇帝实录》企图贬低这种结合的意义，但却提供了不少内情，而现代历史学家（和田清、约翰·达迪斯、吴晗、罗梅因·泰勒及其他人）十分适当地给以必要的强调。
一种独立的第一手资料更明确地谈到与红巾军的结合，这就是写于1397年的《记事录》，作者俞本是一个军官，参加过明朝建立时的重大战役。我们通常是从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的引证知道命本的，但有一个更完全的版本现仍存在（见德雷尔：《俞本》）。这份资料不隐讳地描述在红巾军的“宋”国朝廷当元帅的朱元璋，并提供了一些《太祖高皇帝实录》所没有的有意思的军事资料。它还有一个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很不一致的年表，总的来看，更不令人满意。从17世纪的钱谦益和潘柽章到20世纪的和田清和中山八郎，学者们一直企图用俞本的材料来修正《太祖高皇帝实录》在记述上的真正缺点。我觉得俞本的记述把“宋”描绘成一个相对统一和由中央发号司令的帝国，是易引起误解的，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把红巾军描写成许多互相独立的造反队伍，则更真实些。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理由，我觉得俞本的材料应该用来补充而不是代替《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述事件的基本次序。
在我的《明初政治史》（1982年）里，有一份包括这一时期的补充书目。
3 洪武之治，1368—1389年
作者 小约翰·D.郎洛瓦
第二手叙述
吴晗论明初的著作是关于明朝奠基者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二手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在20世纪40年代以《从僧钵到皇权》的书名出版，是现代第一部企图阐明明朝奠基者生平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一个有广泛引证的版本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黎明1949年，修订本出现于1965年。在文化革命中，作者受到激烈的攻击，1965年本被禁。但它于1979年重新出版，此时死去的作者已恢复了名誉。
吴晗把朱元璋看成一个人民革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暴君。可以说，权力腐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吴晗的著作是对他的处于权力位置的同时代人的批评。
吴晗的许多关于洪武时期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例如，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吴晗企图把有关胡惟庸案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资料理出一个头绪。虽然没有得出确实的结论，但在原始资料的收集上极有价值。
黄章健关于明代制度的文章也极有用。这些文章收入一本题为《明清史研究丛稿》（1977年）的文集里，文章中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原始资料。
研究洪武时期的其他重要的中文第二手材料，有王崇武的《明代的商屯制度》（1936年）；和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1961年）。
在美国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词典》（1976年）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值得浏览的，有约翰·W.达迪斯的《儒家和专制主义：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983年），和爱德华·L.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982年）。爱德华·法默的《明初双京制的演变》（1976年）也值得注意。关于朱元璋的思想，见小约翰·D.郎洛瓦和孙克宽的《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83年）。罗梅因·泰勒论明太祖的文章如《明太祖与勋贵》，载《明代研究》（1976年），和《明太祖和城隍神》，载《明代研究》（1977年），也都重要。
已不太近但也值得提到的，是司律思的《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1956—1959年）。这是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全面的和写得很好的研究。牟复礼的《诗人高启，1336—1374年》（1962年）再现了洪武时期一个学者的生平。
有关明初的日本文献相当多。只提出少数有用的研究，它们是塚本俊孝的《洪武帝与佛道二教》，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966年；和檀上宽的《明王朝建国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年。内藤乾吉论明代法令的文章，题为《大明令解说》（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1963年），是对有关材料的一个有价值的评述。
原始资料
两部明代文献集对明初的任何研究都极为重要：张卤（1523—1559年）编的《皇明制书》和台北1966年重印的《明朝开国文献》。前者包含明初的基本法文献，后者除太祖的《大诰》外包含许多相同的文献。清初修纂的《明史》自然是整个明史的基本资料。明实录也是这样，不过应当注意，永乐帝曾下令对洪武朝的实录作过重大窜改。王崇武对《明史》中太祖本纪的一种早期版本所作的校勘《明本纪校注》，是关于太祖朝的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明太祖的著述，最便于使用的是《高皇帝御制文集》，台湾1965年重印。他的《大诰》包括在《明朝开国文献》中，有如上述。
宋濂（1310—1381年）是洪武朝一个多产的和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著述对了解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最全的版本是《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
关于大事记，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非常便于使用。这部著作以前只有手抄本，1958年以部分标点的形式在北京第一次出版。
4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
作者 陈学霖
情况和大多数明朝统治者一样，关于这四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不缺乏原始资料。它们不仅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官方资料如各朝的诏令、政治和制度的简编，和最重要的、及时编纂的实录，而且包括大批私家资料集成，特别是当时士大夫的文学著作和杂著。对这些作补充的，是各种文献和传记简编，以及后来在官方和私家赞助下编辑的历史和文学著作集成。此外，明末清初的学者汲取较早的资料写了许多综合性的叙事史。如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官修《明史》、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是，一切原始的和传统的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并非具有同等价值，每种资料都必须仔细核对，以确定它的价值和可靠性。
建文朝的原始资料最成问题。情况之所以被弄得错综复杂，一方面是由于永乐帝破坏和禁止官方档案和私家著述，并编造和宣传经过歪曲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后来同情建文朝廷的学者写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半虚构的假历史著作。
例如，内战的官方记载，后来被并入《太祖实录》的《奉天靖难〔事〕迹》，充满了歪曲和捏造，很难令人相信。《太祖实录》涉及建文和永乐两朝初期的部分，也在永乐朝的两次修改中重新写过，为了支持永乐帝的合法继承权，作了系统的窜改和歪曲。这种修改已经被王崇武和在较小的程度上被黄章健有条不紊地揭露出来。这两位学者对建文朝和永乐帝初期经历的研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尽管大部分建文朝的官方著作和建文朝官员的作品受到破坏和禁止，但仍有一些保存下来，它们或者逃过了侦查，或者是后来的学者从残篇修复的。幸存下来未经触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建文朝编的《皇明典礼》。建文朝一些领导官员的著作的残篇虽被收集起来，但包含的资料不多。
同情建文帝的晚明学者，也编了几种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文集。它们包括姜清的《姜氏秘史》、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以及朱鹭的《建文书法儗》。这些汇编包含一些细致的证据和对事件的重写，但它们也羼杂进大量伪造的历史和半虚构的材料。应当审慎地利用它们，以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作出可靠的叙述。
除去对宫廷叛乱前数年的记述外，永乐朝的基本资料在史料问题上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本资料特别是实录像它们理应那样丰富和增进知识。在宣德帝统治下修纂于1430年的《太宗实录》，前后22年，只有130卷，在叙事和文献的提供上相当简略，特别是关于某些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发展。例如，关于出征蒙古、关于郑和的海上远征，或关于其他扩张主义行动，没有详细的记述。这是否因为一些由宦官发起和领导的事业，如郑和的航行，有关的档案文献不是失散了就是官方的修纂者没有接触的机会？或者因为领导修纂实录的皇帝和大学士们反对扩张主义，因而纂修官故意贬低它们的意义？看来把这些因素合起来也许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得到永乐朝的更全面的记述，我们必须越过实录，去调查那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例如，有皇帝的著述，而最重要的，有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士大夫的文集。《圣学心法》是永乐帝自己选编的。这种官方的儒家文献选本也是有用的。居领导地位的大学士如三杨、金幼孜、夏元吉等人的文学著作，是珍贵的资料。这些著作的大多数有单行本，但这个时期有许多重要的政策论文，被选入晚明时期陈子龙编的《皇明经世文编》。这些著述在政治事务和政府管理方面比在财政问题和地方发展方面的资料更丰富，关于后者，我们应转而求诸方志和其他专门著述。
关于永乐帝统治时的对外关系，参与其事的士大夫的奏议是最重要和最丰富的基本资料。这包括这样一些关于出征蒙古的记述如金幼孜的《北征录》和杨荣的《北征记》。（见李素英所作的摘要，载《禹贡》，第3—4卷，1935—1936年。）出使中亚国家的旅行记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对它们作补充的，有撒马儿罕的沙哈鲁派往明廷的使者用波斯文写的报告，有英译本。［3］ 此外，朝鲜编年史《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有关于中朝关系的珍贵资料以及朝鲜人眼中所见的某些永乐朝廷的重大事件（见下）。
关于海上探险，有三种杰出的同时代记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它们不仅为研究明朝与东南亚和西亚沿海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在15世纪初关于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的范围。
跟较早的时期对照，洪熙和宣德朝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两朝的实录《仁宗实录》（10卷）和《宣宗实录》（115卷），它们是在通称“三杨”的辅政大学士和他们的同事的监督下，分别在1430年和1438年修纂的。这些实录包括的时间不如永乐帝的长。洪熙朝仅持续了九个月，宣德帝也只统治了九年，但他们的官方记录在资料和文献的提供上远远超过前朝。这两朝的实录特别在相对地公正和它们所包含的有关官僚政治实施的详情方面，有别于其他实录。这是明朝统治者摈弃军事扩张，转而追求儒家的文官政府理想的时期，显而易见，这说明这些实录为什么缺乏对对外关系的注意。由于这个缘故，像《朝鲜王朝实录》这样的非中文资料就格外珍贵。《朝鲜王朝实录》不仅提供了这个时期中朝关系的详情，而且提供了有关这两个明朝皇帝的重要细节，是中国的记录中所没有透露的。
除实录外，还有洪熙、宣德两朝大臣的大量文学作品保存下来。这些作品不仅包括辅政的大学士如“三杨”、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著作，而且也包括担任过各种政府官职的次要官员和士大夫的著作。他们的作品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时期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概括的基本资料，也是经世文选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来源。当时学者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思想和文化发展各方面的杂著，也以大规模杂集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它们就对官方记录和士大夫文集中的资料作了重要的补充。但应注意，由于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下对外关系和军事活动降到最低水平，当时只有很少的人写到这些题目，并且不大受到文学杂集编者的注意。这同永乐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关于明朝最初几个朝代的知识，由于对整个明朝和专对这几个具体时期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而有了很大提高。有用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写出的大量书籍、专著和文章，涉及明朝的各个领域，但这些作品的大多数是专题研究，不涉及叙事史或一般的说明。关于后者，孟森的《明代史》和爱德华·德雷尔的近著《明初政治史》是资料最丰富最有用的。此外，《明人传记词典》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记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现代学术界在建文和永乐两朝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远比洪熙和宣德两朝丰富，在历史编纂、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和思想活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远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丰富。这种现象无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但也反映出学者的偏爱和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至于建文朝，它充满了复杂的史料问题，王崇武的两本书对内战中的事件和有关的政治发展作了小心谨慎的重新叙述工作，成为这方面学术成就中的权威作品。近年来，黄章健也在相似的史料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应当注意傅斯年、李晋华、吴晗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它们证实了燕王的母系，而这是理解新皇帝的态度和行动的钥匙。同样地，存在着相当多的有关建文帝的命运的文献和稀奇古怪的传说，它们引起了同情和遐想。
关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内战，有几种一般的记述，但唯一的专著，陈荣捷的《燕王的篡位》，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充分吸收王崇武的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军事战役作了有用的叙述，但这本书在史料问题的判断上有严重错误。使用它应特别小心。至于建文帝统治下的制度与政治发展，吴缉华和黄章健在皇帝顾问的作用和政府改组的流产上都做了重要工作。此外，还应该提到阪仓笃秀和毛佩琦论建文帝的国策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文章。
关于永乐时期，寺田隆信写了一篇虽然简短然而很有用处的永乐帝传记。对永乐朝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例如，陈去关于内战和永乐帝的母系问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外，在政府改组和政治发展方面，有吴晗、吴缉华、杜乃济、王毓铨的重要研究。其中有些作品涉及整个明代，但它们对永乐朝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论述这些题目的西方著作，贺凯关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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