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时以经义断事”

    (四)“汉时以经义断事” (第3/3页)

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

    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

    今纪无罪,此非怒与?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则纪侯必诛,必无纪者。纪侯之不诛,至今有纪者,犹元明天子也。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然则齐纪无说焉,不可以并立乎天下。故将去纪侯者,不得不去纪也,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

    《公羊传》这段解释还是照旧一问一答的形式:

    Q:《春秋经》里说:“纪侯大去其国。”这个“大去”是什么意思啊?

    A:“大去”在这里就是说纪国被灭了,完蛋了。

    Q:谁把纪国灭了?

    A:齐国。

    Q:那《春秋经》为什么不直接说齐国灭了纪国?把话说清楚也省得我总是问你呀!

    A:这你就不懂了,《春秋经》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给齐国当时的领导人齐襄公隐讳遮掩。

    Q:不对呀,《春秋经》号称“为贤者讳”,只有贤明的君主做了错事也应该被遮掩一二的,这位齐襄公算个什么贤君啊?

    A:这里给他遮掩,不是因为他有多贤明,而是因为他这次灭纪之战是一场复仇之战。

    Q:复仇?!这我可没听说。他跟纪国有什么仇啊?

    A:齐襄公不是自己和纪国结了什么仇,他是替他的祖宗复仇。当年,齐襄公的老祖宗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哼,齐哀公是无辜的,这都是因为当时纪国的领导人在周天子面前进了谗言!所以说齐襄公在灭纪这件事上做得不错,对祖先算是尽了心了。

    Q:到底怎么个尽心法?

    A:齐襄公在发兵复仇之前,先搞了一次占卜。占卜的结果说:“如果开战,我们的军队会损失一半。”这要是别的国君,可能就被吓回去了,可人家齐襄公只是把嘴一撇:“只要能复仇,就算寡人拼上命,也值!”

    Q:哦,这样啊。那,我再问个问题:所谓齐襄公给祖宗复仇,从这位祖宗到齐襄公有几世了呀?

    A:九世。

    Q:啊?!九世啊!太夸张了吧!都过了九世了难道也应该复仇呀?

    A:这叫什么话!当然应该复仇了!别说才过了九世,就算过了百世也应该复仇。

    Q:好吧,就算你对。可是,国君是这样,大夫之家也应该这样复仇吗?

    A:不可以。

    Q:搞特权不是?凭什么国君就可以,大夫就不可以呢?

    A: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都是一体的,所以说,前代国君的耻辱也就等于当今国君的耻辱,当今国君的耻辱也一样等于前代国君的耻辱。

    Q:这就什么道理呀?忽悠我呢吧?为什么说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都是一体的呀?

    A:谁忽悠你呀。国君以国为体,位子是世袭的,所以说前代和后代的国君都是一体的。

    Q:就算你对,可是,当今的纪国国君可没得罪齐国呀,齐襄公灭了人家,这不是迁怒么?

    A: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想想,当年齐哀公被冤枉的时候,如果中央在位的是一位圣明天子,早把进谗言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纪国了。纪国从那时候能传到现在,这么多年等于是白捡来的,这都是因为天子不圣明啊!还有一个外交上的现实问题:当时诸侯有会盟、有访问,外交辞令中有很多都要互相举称先君,好比说:“我们两国从我爷爷某某某和你爷爷某某某那时候就建立了亲切的睦邻友好关系,你爷爷某某某和你爸爸某某某曾经多次到我国做友好访问,受到我爷爷和我爸爸的热情友好的接见。我爷爷和你爷爷,我爸爸和你爸爸,他们多次就某某问题、某某和某某问题达成共识……”好啦,现在你好好想想,如果“你爷爷”当年陷害“我爷爷”致死,咱们俩孙子辈的国君在外交场合上该怎么说这些外交辞令啊?说假话对不起祖宗,说真话当时就得翻脸,所以只能做个了断,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齐襄公当时就面临着这个决断,而要搞掉纪侯,自然就得灭掉纪国。

    Q:哦,这样啊。那,如果有圣明天子在位,齐襄公还会这样做吗?

    A:那就不会了。可齐襄公这时候上无称职的天子,下无称职的霸主,所以做起事来只求快意恩仇就好。

    汉武帝就是拿这一段齐襄公复仇灭纪国来作自己攻打匈奴的理论依据的,他的意思是:“想想当年高皇帝白登之围,想想匈奴是怎么欺负我们的,齐襄公九世复仇被《公羊传》嘉许,我自然也该为先祖复仇!”(注释6)

    ——到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对《公羊传》总结出两点:一是把汉武帝这个例子联系一下上文里徐元庆和梁悦的例子,体会一下《公羊传》的立意核心正在于血亲关系和宗法关系,它对复仇的鼓励是让我们很多现代人都觉得瞠目结舌的;二是只要肯用心,从同一部经典中可以得出多种多样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并用以支持各种现实的政治意图。

    这第二点尤其意义重大,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当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官方的、甚至是官方惟一认可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当这种意识形态具有了《圣经》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无上权威地位的时候,对它的任何微小的偏离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于是异见分子能使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合法化的惟一办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了。——从这层意义上说,越是长篇大论的经典也就越是容易被人找到下手的地方。比如,对一个读过一些儒家经典又很喜欢动脑筋的人来说,他既可以从经典出发来论证应该大力宣扬封建迷信的道理,同时也可以论证出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必要性,既能从中论证出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同样也能论证出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是紧密贴合的……总之,并不是经典怎么说他就怎么思考,而是无论他想干什么,都能从经典当中找到依据,甚至是,领导讲什么,他就能从典籍当中找出佐证来呼应什么。我相信,只要肯用心,任何一个哪怕智力水平低于平均线以下的人都有能力做到这点。

    ——对这个“第二点”更为有利的情况是:一种神圣意识形态里存在着不止一部的经典。

    我们已经知道了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公羊学,而过了几代之后,汉宣帝独爱《榖梁传》,后来《榖梁传》和《公羊传》并立为官学,再后来大家又讲“《春秋》三传”,《左传》也有些地位了。而这几部书同属儒家系统,《春秋经》号称孔圣人的大作,“三传”辅翼圣人之言,看上去似乎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才对。

    我们就窥一斑而知全豹好了,就先看看对于齐襄公灭掉纪国这件事,《榖梁传》和《左传》都是怎么说的。

    以记事见长的《左传》这回反倒把事情经过叙述得异常简略:

    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翻译过来就是:纪国领导人不愿意屈服于齐国,把国君的位子让给了弟弟,自己则为了躲避齐国的迫害而永远地离开了祖国。

    《榖梁传》的记载是:

    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榖梁传》也是先从“大去”这个怪词开始解释,但解释得和《公羊传》竟然完全不同:所谓“大去”,就是说“不留下一个人”——当时纪国领导人离开祖国,纪国全体人民全体追随而去。这些人有先跟着走的,也有随后上路的,整整四年,纪国人民全都走光了。那么,为什么《春秋经》里不写齐国灭纪国,而说纪侯“大去”呢?这是在褒奖纪侯是位贤明的君主,不愿意使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

    ——看,事情一到《榖梁传》这儿,怎么完全反过来了?到底谁说的对呢?到底是谁才真正读懂了孔圣人在《春秋经》里的“微言大义”呢?

    就算神秘的“微言大义”我们暂且不论,那么,到底就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来说,谁说的才是对的呢?看来齐国肯定是欺负了纪国,但到底是纪侯自己跑了呢,还是带着全国人民一起跑了?反正“三传”在对这件事情的叙述上是互相矛盾的。

    《榖梁传》说纪国全国人民都走光了,这似乎操作难度过大,但那时候的邦国没法和现代国家相比,举国搬迁的事也是有的。即便《榖梁传》在这里夸大其词,可《公羊传》说的“九世复仇”难道就正确吗?后来的学者们也有在研究之后认为这不大可靠的。好吧,退一步来说,就算《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重点在于“大义”而不在于历史实录,可如果我们是汉朝人,对这两家截然相反的“大义”我们又该听谁的才好呢?

    (注释1)[美]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郑文鑫、毕健康、戴龙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6-37页)

    (注释2)《公羊传·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戚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入于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公羊传·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辙,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辙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辙?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辙。然则辙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注释3)《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

    (注释4)《汉书·萧望之传》

    (注释5)[清]惠栋《九曜斋笔记》“经术饰吏事”条:“汉儒以经术饰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狱,平当以明《禹贡》治河,皆可为后世法。”

    “经术”条:“潜邱语: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

    (注释6)《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后来南宋要打金国、恢复中原,论者也多持这个理由。明代“三大案”,王之寀又把这一番“春秋大义”用在了宫廷政治上面:“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复仇一大义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见《明史·王之寀传》)有趣的是,“红丸案”一般除了这里适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这则大义之外,更适合“许世子进药”,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