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 (第3/3页)
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砍脚杀头，这是因为陷没在他人贿赂之中。
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不会图省力而放走财富。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
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
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作“素封”。
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
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
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缴徭赋租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
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
所以说居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居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的鱼塘，居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
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株漆树；齐、鲁有千株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菲菜。
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
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
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史记那就无可理喻了。
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技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
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鼓励。
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编户百姓，对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对多出百倍的人就惧怕，对多出千倍的就会受其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
要从贫困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卖笑。
这里所说的经商，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詹瓦饮浆，屠宰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斤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石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此鱼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盐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头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钟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进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三分之一，廉正的商人获利五分之一，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情况。
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及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
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
卓氏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迁徙地。
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住在葭萌县。
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请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
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送游闲公子钱财博得美名。
然而他的赢利大大超过了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
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
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
他家租赁、放债、买卖遍及各地。
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刁间却偏重他们。
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刁间收留使用。
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
刁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
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刁家为奴”，说的就是刁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百余辆车载货贩运赚钱，经商于各郡国之中，无所不到。
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
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的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
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
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而起家。
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
任家数代都很富有。
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
以此作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得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财富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人，如田啬、田兰。
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没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工商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守法的方式保持住，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
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
课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阳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
盗墓本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
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
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
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赚到了千金。
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
磨刀本是小史记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
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氵蜀氏靠它富到车马成行。
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氏靠它富到击钟佐食。
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积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
这是所谓的“素封”者吧？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