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良知

    天理良知 (第2/3页)

我深为敬仰。他对于现实社会结构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陷落”,是历来儒家学者的通病,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佛教的超逸性思维的重要性。

    社会需要参与,却不能让自己的精神高度也降格以求。因此,那些山巅云端间的精思慧语,实在必不可少。

    三

    再来看看心学的“良知”。

    这就要打扰我家乡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了,他是心学的真正创立者。

    王阳明

    王阳明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当然仔细研究过天理学说。终于有一天他猛然醒悟,天理全在心间。他的表述非常明快:“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其实,朱熹也说过,“心即理”的意思,那是指“以吾心求物理”,使理入心。这比较好懂,让人惊讶的倒是王阳明,在他看来,心就是一切,心外的世界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心,才能让世界一点点明朗起来。因此,这世界只属于心。

    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写故乡的文章中引用过他的几句话,在这里不妨再引一次,因为这几句话牵涉到心学的根本。这是他与朋友一起游南镇,朋友觉得岩中花树与自心无关,于是有了对话——

    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唯物主义一定会断言,在人们没有来看时花已存在。但是,在王阳明看来,心中没有的朋友就不是朋友,心中没有的怨恨就不是怨恨,心中没有的感激就不是感激,心中没有的拖累就不是拖累。

    按照一般的想法,被你心中抹去的朋友,虽然友情没了,但那个朋友还活着啊。王阳明说,心中没了,就没了。

    王阳明当然知道饭店的菜牌上有很多可点的菜,但对他来说,“不上心”的菜,就不会出现在桌面,不出现在桌面的菜就不算今天的菜。

    乍一看,这种说法把自己的世界缩小了。其实正好相反,凭着心学,人们心中可以排除一切“不上心”的物像,却可以装得进山河大地、****,还可以把春花秋月、童真慈颜融为一体,炫丽旋转。

    因此,心学,可以让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关闭一扇扇后窗,却又打开了一扇扇敞亮的前门。今后,自己的全部空间就是心的空间。天地因此而复苏,心性因此而拓展。

    王阳明在建立心学之后,对朱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朱熹的精神气魄很大,但主要忙着考察、格物,而没有花很多功夫在自己身上,“切己自修”。如果能“切己自修”,就会在自己的心灵中有更深的投入,发现格物不如修己。

    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不是出现在人的眼前,而是与人本为一体。天地万物“法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去世了,那他的天地万物又在何处?

    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让我联想到欧洲学者荣格的一个论断。荣格认为很多哲学家都在研究各种概念,终于有一天,哲学家研究起自己来了。他认为,这个转折是从尼采开始的。王阳明相信朱熹心胸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很想建议朱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自己的心,通达天地万物。

    研究心学,必然要触及一个核心课题:心的本体是什么?王阳明回答,心的本体是“良知”。

    “良知”,这个概念孟子也提过,是指一种不必经过考虑和学习的道德本能。王阳明顺着孟子的意思延伸,却不把“良知”看作一时一地的偶尔爆发,而是看作整个心的本体。这说明,这位哲学家对世间人性,具有充分的信心和高度的期许。

    在王阳明看来,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必然潜藏着人之为人的伦理元素,这是无染的人性、纯粹的天理。一个人不必向外东张西望,只要把自己当老师,细细探挖心底的宝藏,就会让自己面貌一新,甚至成为圣人。

    王阳明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基因,为什么多数人不能成圣呢?因为良知的本体被污染了。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蔽”。

    因物欲,良知昏蔽了,连原本用不着考虑便能霎时爆发的人道行为、伦理责任也昏蔽了,连凭着瞬间直觉就能作出的是非判断也昏蔽了。

    按照王阳明的意思,从此不要说谁“没有良知”,只说“良知昏蔽”。因此,新的责任就来了:“去其蔽”。

    由于物欲,良知遇到了善恶的问题。因此,“去其蔽”,主要是去其恶,然后才能谈得上去对付其他毛病。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看得很严重。他一方面确认每个人心底都有良知的宝藏,另一方面又确认这些宝藏时时刻刻都处于盗贼的觊觎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盗窃一空。而这种盗贼正是由物欲所滋养,躲在人心之中。因此,心的本体是良知,而良知边上是盗贼。要想驱除盗贼,非常艰难,因为人们很难识别他们各种各样的面目。所以,王阳明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句话出自一个长期在山中剿匪、平叛的将军之口,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历史证明,他破“山中贼”很成功,但作为一个心学大师,他更在乎破“心中贼”。破“心中贼”,就是以善去恶。

    对于由良知带出来的善恶问题,王阳明考察得比朱熹完整。在暮年他曾经留下过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这“四句教”非常重要,被他自称为“宗旨”。他坚持了心体本源的纯净无染,指出善恶之分产生于物欲和意念。在这中间,良知可以本能地判别善恶,因此接下来的就是行动了,那就是“格物”。

    在王阳明这里,“格物”的概念与理学家们有很大的不同,变成了一个非常主动的行为。那就是不光是观察,而且要“摆正”各种事物了。“格物”在这里的意思,是“正物”。“正物”,首先是摆正善恶,不要在心里造成善恶颠倒,或善恶不知。因此,又可以看成“正心”。

    良知需要被保卫。保卫有静、动两途。静途保卫,是自我反省,静坐调息,让良知本体有一个安静、安全的存养地。动途保卫,是实事磨炼,即在行动中显现良知,体认良知。

    这种行动,就牵涉到王阳明的另一重要思想“知行合一”了。

    “知行合一”说法,人们常作通俗理解。例如,规劝人们不要满口空话、不谙实务,也不要只知蛮干、昧于认知。这样的理解当然也不错,但王阳明还是别有深意。

    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勉强首肯“先知后行”、“知行并进”的做法,但在哲学中却不予认同。他认为,这类做法还是把知、行分开了。他认为,知、行不可分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不行为未知,行而不知为无行。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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