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少年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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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少年壮志 (第1/3页)

一九九九年,春。

    军区大院的梧桐树抽了新芽,操场上化冻的泥土被踩得结实。

    顾长风十三岁了,个子又蹿了一截,快一米六了。他的板寸头永远剃得短短的,站在队列里,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因为个子,是因为那股子劲儿。别的小孩站军姿站到十分钟就开始扭,他站半个小时纹丝不动,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像一棵种在操场上的小树。

    史大凡也十三岁了,个子没顾长风高,但结实了不少,不再是当年那根“竹竿”了。他的眼镜换了新的,银色的金属框,戴在脸上显得斯文了不少。(其实他不近视就是戴眼镜装斯文)但一开口,还是那个贫嘴的耗子。

    “疯子,你说你天天站军姿,累不累?”史大凡坐在操场边上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人体解剖学》,翻到肌肉系统那一章。

    “不累。”顾长风站在他对面,保持着立正姿势。

    “你站了多久了?”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史大凡瞪大了眼睛,“你腿不麻?”

    “麻。”

    “那你还不坐下?”

    “我爷爷说了,军人的意志,就是在腿麻的时候练出来的。”

    史大凡摇了摇头,低头继续看书。

    这时,邓振华从远处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

    “疯子!耗子!我爸来信了!”

    邓振华的父亲邓建国,空降军某部团长,去年调防去了外地,邓振华跟着母亲留在了军区大院。父子俩每个月通信一次,每次来信,邓振华都要跟顾长风和史大凡分享。

    “说什么了?”顾长风问。

    “我爸说,他们部队最近在搞新式伞降训练,从更高的高度跳伞,开伞时间延迟到最后一刻——”邓振华的眼睛亮得吓人,“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空降兵,从天而降,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已经落地开火了。”

    “延迟开伞?”顾长风来了兴趣,“那不是很危险?”

    “危险是危险,但突击速度快。”邓振华说,“我爸说了,真正的精锐,就是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顾长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史大凡从书上抬起头:“你爸还说什么了?”

    “还说让我好好学习,将来考空降兵学院。”邓振华在台阶上坐下,“他说,光会跳伞不行,得懂指挥、懂战术、懂现代战争。当兵的人,不能光有胆子,得有脑子。”

    “这话说得对。”史大凡推了推眼镜,“我爷爷也这么说。”

    “你爷爷说什么了?”顾长风问。

    “他说,战场上的卫生员,不能只会包扎伤口。得懂战伤分类、懂野战外科、懂在极限条件下怎么做手术。”史大凡认真地说,“他说,朝鲜战场上,他见过太多因为卫生员不会判断伤情而耽误治疗的伤员。所以他让我学医的时候,不光要学怎么治病,还要学怎么在战场上活下来。”

    “活下来?”邓振华愣了一下。

    “对。”史大凡说,“我爷爷说了,战场上的卫生员,第一职责不是救人,是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救更多的人。”

    三个人都沉默了。

    风吹过操场,带来远处训练场上的口号声。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顾长风忽然说:“你们说,等咱们长大了,能当上最好的兵吗?”

    “能。”邓振华毫不犹豫,“我要当最好的空降兵。”

    “我要当最好的军医。”史大凡说。

    “我要当最好的特种兵。”顾长风说,“什么都会,什么都精。从天上能跳,从水里能游,到了地上能打。敌人看到我,腿就软了。”

    史大凡和邓振华对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

    “你做梦呢?”史大凡说。

    “梦想总要有的。”顾长风认真地说,“万一实现了呢?”

    二〇〇〇年,夏。

    军区大院搞了一次“红色教育”,请了几位老将军来讲课。

    顾怀山和史文彬都在受邀之列。

    礼堂里坐满了军区大院的孩子,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都有。顾长风、史大凡和邓振华坐在第三排,一人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

    顾怀山第一个上台。

    八十岁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胸前别着几枚军功章,腰板挺得笔直。他往台上一站,整个礼堂都安静了。

    “孩子们。”顾怀山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今天,我跟你们讲讲,什么叫军人。”

    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十七岁参加游击队,二十岁正式入伍,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打过大决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后来又在南疆指挥过穿插作战。

    “长津湖那年,零下四十度。”顾怀山说,“我们连一百二十个人,冻伤了一半。有的战友,枪还端在手里,人已经冻成了冰雕。但没有人后退一步。因为身后就是祖国,退不得。”

    礼堂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顾长风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爷爷,眼眶有些发热。

    这个故事,爷爷在家里从来不讲。他只知道爷爷打过仗,立过功,但从来不知道,爷爷经历过这样的生死。

    史文彬第二个上台。

    七十七岁的老人,穿着军装,胸前也别着几枚军功章。他的声音比顾怀山温和一些,但同样有力。

    “孩子们,我叫史文彬,是个军医。”

    他讲起了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

    “那时候,野战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麻药,就用雪水给伤员冰镇。没有足够的纱布,就把自己的衬衣撕了当绷带。一瓶酒精要用三天,省着省着用。”

    “有一次,一个战士被弹片打穿了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他自己用手把肠子塞回去,用绷带缠住,走了三天三夜找到我们的野战医院。我给他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声没吭。做完手术,他问我:‘医生,我还能回前线吗?’我说能。他笑了,说:‘那就好,我还没杀够敌人呢。’”

    史文彬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那个战士,后来真的回了前线。打完仗,回了老家,种了一辈子地。每年过年,都给我寄一封信,说他过得很好。”

    “孩子们,这就是军人。不怕苦,不怕死,就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顾长风转头看史大凡,发现他的眼眶也红了。

    邓振华坐在旁边,拳头握得紧紧的,眼睛亮得吓人。

    回家的路上,三个少年并排走着,谁都没说话。

    走到操场边上,顾长风忽然停下来。

    “我以后,一定要当兵。”

    “我也是。”邓振华说。

    “我也是。”史大凡说。

    三个人对视一眼,同时笑了。

    那天晚上,顾长风回到家,发现奶奶李秀英正在客厅里翻一本旧相册。

    “奶奶,看什么呢?”

    “看看你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李秀英招手让他过来,“来,坐这儿。”

    顾长风在奶奶身边坐下,看着相册里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顾怀山,年轻,英俊,穿着一身旧军装,站在一辆坦克前面,笑得灿烂。

    “这是你爷爷刚当连长的时候拍的。”李秀英说,“那年他二十三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大。”

    “奶奶,您和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李秀英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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