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十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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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十九之一 (第1/3页)
◎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
周颂谱《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正义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据天下言之为太平德洽，据王室言之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泽，即是颂声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虽屡有丰年，未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摄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毕臻，然后为太平德洽也。《书叙》“既黜殷命”之后，云“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王命唐叔，归公於东。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摄政之初，嘉禾生也。《书传》曰：“三年践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自此之后，无复征伐。《易》注云：“行诛之后致太平，自三年数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营洛，以观民心。”《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书传》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如《书传》此言，则周公以三年太平即应作礼乐，但为优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礼乐自优游未作，颂声乃人志所为，制礼之前，颂已作矣，故《周礼·太师》“教六诗，六曰颂”。《乐师》“帅学士歌彻”，谓歌《雍》也。制礼之时，得取颂诗为乐，是制礼之前有颂也。制礼之后，民俗益和，明颂声乃作可知，故总云：“其作之时，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传群书称“成、康之间，四十馀年，刑措不用”，则成王终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礼乐新定，其咏父祖之功业，述时世之和乐，宏勋盛事已尽之矣，以后无以过此，采者不为复录。且检《周颂》事迹，皆不过成王之初，故断之以为限耳，不谓其后不得作颂也。故曰“成、康没而颂声寝”，不废康王之时乃有其颂，但今诗所无耳。雅不言“周”，颂言“周”者，以别商、鲁也。《周》盖孔子所加也。何则？孔子以前，六诗并列，故太师教六诗，是六诗皆别题也。《书叙》列《虞》、《夏》、《商》、《周书》各为一科，当代异其第。则《诗》本亦当代为别，《商颂》不与《周颂》相杂为次第也。周诗虽六义并列，要先风、雅而后颂也。见事相因渐为，《商颂》不得在《周颂》之上，閒厕之也。《商颂》自以配乐，当如乐，贵者用前，贱者用后，不可以先伐之颂，在后代之下，必是独行为一代之法。《国语》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若在周诗之中，则天下所共，不须独校於周之太师也，明不与周诗同处矣。商既不杂於周，不须有所分别，则知孔子以前未题周也。孔子论《诗》，雅、颂乃次鲁、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鲁谱》云：“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之王者后。”《商谱》云：“孔子录诗，列之以备三颂。”是《商颂》者，孔子列之於《诗》末也。既有商、鲁须题周以别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於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正义曰：此解名之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文也。《左传》：“季札见舞《韶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如地之无不载。’”是所据之文也。《尚书》说尧之德也，《左传》说舜之德也。帝王之德，当为优劣，此引尧、舜之事以言周者，圣人示迹不同，所遇异时，故号有帝王，为优劣之称。若乃至诚尽物，前圣后圣，其归一也。故《中庸》说孔子之德，亦云“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明圣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尔”。《书传》说越常之译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践祚即摄七年，鸾凤见，蓂荚生，青龙御甲，玄龟背书。”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颂声者，诗各有声，故《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是也。此颂声由其时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则颂声系於所兴之君，不系於所歌之主，故《周颂》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为周公、成王之颂也。以其虽咏往事，显祖业，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颂述之，以美今时，不为祖父之颂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显，显其父祖之功，所以颂子孙也。故《时迈》之等，尽为武王之事，要归颂声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庙》祀文王，《执竞》祀武王，非文、武之颂。而《那》祀成汤，《烈祖》祀中宗，《玄鸟》祀高宗，即为所祀之王颂者，颂既治平而兴，文、武虽有盛德，时未太平，不可为颂。成王致太平，乃有颂，虽祀文王、武王，皆歌当时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颂》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颂也。若殷之三王，既中兴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时自有颂声，但《商书》残缺，无以言焉。今死而作颂，故系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谈，不废成王崩后，亦有追颂，或本不录，今《诗》无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孙太平，颂声之兴，系於子孙，《周颂》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孙未太平，则所颂之诗，系其父祖，《商颂》是也。若父祖子孙俱太平，作颂於子孙之时，论父祖之事者，则所系之主，由作者本意，无定准也。颂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复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颂者，《駉》颂僖公是也。止颂德政之容，无复告神之事，以位在诸侯，不敢辄作，虽非告神，又非风体，故曰“季孙行父请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颂”也。然《鲁颂》之文，尤类小雅，比於《商颂》，体制又异，明三颂之名虽同，其体各别也。此《周颂》所颂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检其作之早晚前后，亦参差不同。案《赉》序云：“大封於庙也。”笺云：“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传》：“昔武王克商而作颂：‘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其文在《时迈》与《般》叙、《武》、《赉》、《桓》也。而《桓》说武王伐纣之事，《时迈》与《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诘》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注云：“独举侯、甸、男、卫四服者，周公居摄六年，制礼，班度量，至此积三十年，再巡守，馀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国远，既事遣之。卫服前冬来，以王有疾，留之。”如郑此言，以摄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为年端，则成王即位后十年乃巡守，是为摄政至成王之初无巡守也，明《时迈》与《般》，武王时也。此四篇皆武王时事也。《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经称“小子”，是成王除丧嗣位，未改丧中之称，摄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来见祖庙”，笺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也。”《尚书叙》微子之命在诛、管蔡之前，则微子来见，摄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雍》禘太祖，以鲁礼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岁十二月崩，则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庙，年十四禘於群庙，乃年十七摄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雍》於《周礼》彻而歌之，则事在摄政六年之前。而摄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时俱有禘，检其篇中，二者无以可明，而《雍》笺云“得天下之欢心”，似五年之事也。《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笺云“告太平者，居摄五年之末”，则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诸侯於明堂之位。”谓在洛邑也。《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则朝诸侯、郊祀皆摄政六年所为。而《清庙》“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将》“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时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颂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后世，以事相况，盖与《思文》同时也。《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也，宋也。”微子摄政二年始为殷后，独来见於祖庙。杞本先封，不当与宋俱至。今二王之后并来助祭，则在《有客》之后也。杞、宋异服，不应并朝，盖亦周公朝诸侯於明堂之时，与天下俱至，则《振鹭》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国，亦得云二王之后，如是，则其时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笺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当作之以观其和否。《有瞽》始作乐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后，合而观之即告也。即告合，各有礼於庙，以乐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备乃奏，肃雍和鸣”，亦为六年时事也。朝明堂之时，诸侯及二王之后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观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则《大武》之乐当奏之矣。而《酌》笺云“归政成王，乃后祭於宋庙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礼乐，主为成王，故据成王而言之，不言摄政之时已奏《大武》，则《武》诗之作，其时未可明也。《载见》笺云“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惩而。”笺云：“我其创艾於往时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检成王除武王之丧，周公未摄之时，与周公致政之后，二者皆为即政。若除丧之时，事宜与《闵予》同时，而《闵予》三篇，与群臣谋事，称“未堪家多难”，有求贤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诸侯卿士，以赏罚为己任，亦宜为归政之后，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传》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之乐歌”是也。其《维清》叙皆得为武王之事，俱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时，所奏述其事而为颂，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尔”，《臣工》曰“迄用康年”，《丰年》曰“多黍多稌”，《载芟》曰“万亿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潜》曰“潜有多鱼”，言丰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论太平后事，但不知摄政三年之后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与《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尝类之，是为时祭。《执竞》“祀武王”，说武王生时之功。《丝衣》“绎宾尸”，说绎祭得礼之宜，推检无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绎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检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当时不必皆为。有事先而后作，有事后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此云“颂声乃作”，则颂自民之歌谣，而《外传》引《思文》、《时迈》，皆言周文公之颂，所以周公之时，还得自颂者，以周公摄政，归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为。风、雅比篇，既有义理，颂亦当有也。《武》，武王之事，不为颂首，不以事之先后必为次矣。《雍》作於制礼之前，而在《烈文》、《清庙》之后，又不以作之先后为次矣。《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庙》，故为《周颂》之首。文王受命，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业，且俱为圣人，令父先於子，故颂以文王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庙》也。次以《维天之命》者，言文王德与天同，溢於后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庙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乐，故又次《维清》也。道既可法，诸侯当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为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庙，又当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也。虽告祭之歌，说武王能持强道，为神降福，故次《执竞》也。武王之持强道，致牟麦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麦，牟麦为丰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鹭》也。助祭得礼，以致年丰，当以报祭，故次《丰年》也。既获年丰，天下和乐，故合诸乐，奏而听之，故次《有瞽》也。既和乐年丰，万物得所，信及潜逃，故次《潜》也。既乐作鱼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雍》也。说诸侯助祭之事，而诸侯之来朝有礼，故剌《载见》也。既朝祭得礼，则主所爱敬，故次《有客》也。以诸侯之来见，奏乐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则武王为子道，故《武》诗不在《周颂》之初，故《礼记》每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象》谓《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义。《武》诗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庙谋事，群臣进戒，故次《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也。先朝庙而后谘谋，君访问而臣进戒，事之次也。臣既进谋，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谋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报，故次《载芟》、《良耜》也。社稷虽国之贵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时迈》之后，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丰民安，所以祭祀。祭则有明日之绎，以致胡考，故次《丝衣》也。天下所以年丰寿考，本以文王得用师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赉》、《般》，以为和乐之终焉。《周颂》皆太平之歌，所论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类，所次意不似风、雅。观其大归，《清庙之什》陈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礼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报合乐，朝见事劣於《清庙》。《闵予之什》伤家道之未成，创往时之祸难，又陈绎告之末祭，类禡之小礼，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颂》之次，虽其中有曲而变，要以盛者为先。《般》与《时迈》同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无明昭震叠之威，故同时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报比篇，嗣王缘事义相类，郊宗由大礼类聚，绎禡为末祭群分，观此则次有义矣，可以粗论难以精悉也。
《礼运》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义曰：以颂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悦所致，故说政从神，下歌以报神，所以为颂之意，引《礼记》以证之。言藏身者，郑云：“藏谓辉光於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辉，形藏於中而不可见，犹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犹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正义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为势也。以天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天有运移之期，阴阳之节也”，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谓殽地，○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礼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会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则教令本下於社，是谓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总神，为土地主也。《大司徒职》曰：“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皂物，二曰川泽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坟衍宜荚物，五曰原隰宜丛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当效之，亦顺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类，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从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则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庙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据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庙，则所云降者，皆从社庙降於人君也，故郑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庙下於人君也。”随文势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庙之谓仁义，○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祖下者。《大传》曰：“自祢率而上之至於祖远者，轻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祢高者，重义也。”是祖庙有仁义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谓兴作。○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作器物，供国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兴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兴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谓制度。○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门、户、灶、行之神。”中霤谓室也。室及门，户、灶、行，人之动作所由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为之制度也。上栋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则有门、户矣；行是道涂所由；灶有爨烹之用。则五祀乃大之所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虽人所为，要理自当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创为之。既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犹社祀勾龙，庙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与此同。
又曰：“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国，所以列地利；祖庙，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傧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义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庙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见其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谓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处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见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虽资天所生，其见在地，所以将地言之。地之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庙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庙有仁有义，其仁可以总之。五祀本为制度，而制度兴举，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为神不明，故云“傧鬼神”。言宾敬山川鬼神而祭之，与本仁本事互见，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礼行於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於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於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於五祀，而正法则焉。”○正义曰：上既言祭群神，此言祭得所之验也，故郑云：“信得其礼，则神物与人皆应之。”百神，列宿也。百货，金玉之属。如此为圣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诚心事之，礼行於神，则百神应而受职，百货出而可尽，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则矣。知百神为列宿者，以系天言之，为天之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职，使不僣滥，寒暑节，风雨时，令万物茂，百穀成也。“百货，金玉”者，举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爱宝，山出器车，地生醴泉，银瓮丹甑金玉，百货可尽为人用焉。又祖庙得所，则民化上，知孝於祖祢，慈爱子孙，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则制度可法，是正法则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傧鬼神，则已为礼行矣，故略之。
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正义曰：以此五者，圣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则神得而事治，义理由此以修饰，礼法从之而出见，是义兴於此，礼藏其中，故郑云：“修犹饰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圣王之政，法象天地群神之为而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则事顺人和而德洽於神举矣。功大如此，可不美报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齐明而荐之，歌之舞之，所以显神明，昭至德也。○正义曰：案今《周颂》郊社祖庙山川之祭，自以岁时之常，非为太平而报，而郑云“功大如此，可不美报”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时，人民和乐讴歌吟咏而作颂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归功於群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群神，则诗人颂其功德，故谓太平之祭为报功也。《时迈》、《般》、《桓》之祭，於时虽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为报也。歌之舞之，谓祭神之后，诗人歌之，非谓当祭之时即歌舞也，故《清庙》经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骏奔在庙”，皆是既祭之后，述祭时之事，明非祭时即歌也。但既作之后常用之，故《书传》说《清庙》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是作后每祭尝歌之也。颂之作也，主为显神，明多由祭祀而为，故颂叙称祀、告、泽及朝庙於庙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庙祀，而承谋庙之下，亦当於庙进戒、庙中求助者。然颂虽告神为主，但天下太平，歌颂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鹭》及《闵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论神明之事，是颂体不一，要是和乐之歌而已，不必皆是显神明也。今颂，《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噫嘻》、《载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执竞》、《雍》、《武》、《酌》、《赉》之等，为祖庙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鹭》、《丰年》、《潜》、《有瞽》、《载见》、《有客》、《闵予小子》、《访落》、《丝衣》之等，虽有祖庙之事，其颂德又与上异也。《时迈》与《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颂无其歌耳。颂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无之。群神之中，亦有圆丘之天神，方泽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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