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移家南京
四 移家南京 (第1/3页)
雍正十一年（1733 年）传主三十三岁，到三十四岁这一两年内，吴敬梓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变动，这就是吴敬梓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全椒的祖产，举家迁徙到六朝故都金陵。在南京，传主结识了许多文士、诗人、画家、学者，乃至科学技术专家，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吸取了进步的思想，培植了对魏晋六朝文学的深厚感情。这对于传主此后的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正当传主吴敬梓准备迁徙之际，固然有不少人听之任之，甚至以这样一个"子弟戒"从此在全椒社会销声匿迹而感到庆幸。但也有一些并不理解他的心性却存心厚道的人，再三对他进行劝说，认为只要他能改掉那些"乖僻"的性格，适应全椒社会的风俗，家乡还是可以存身的，没有必要远离故土。可是每逢有人劝说时，吴敬梓总要想起早年读过的《说苑》"丛谈"卷中的这样一个故事：泉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他就反用其意，回答了那些并不理解他的好心人，说："要我改变自己的心性，去适应那些世俗小人，我作不到！"后来在移居南京之后写作《移家赋》时，吴敬梓回忆起这一情景，还在赋中追记了这一经历："枭将东徙，浑未解于更鸣。"吴敬梓既然决计离开故土迁居他乡，就需要为在他乡寄居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然而，他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富裕，再加上前不久又续娶了叶氏，手头更是拮据，迁徙的费用从何而来呢？他不得不变卖一些祖宅。过去由于维持声色生活而变卖田产时，他正处在愤激之中，倒也没有感到十分痛惜。现在由于处境进退失据、不得不离乡背井而出卖自己居住的祖宅时，却在感情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到底是先人所置，一时不易割舍。但出自对故乡社会的深恶痛绝，他终于毅然决然地出卖了家宅。在《移家赋》中他曾流露了这种复杂的感情："晏婴爽垲，先君所置；烧杵掘金，任其易主。"晏婴爽垲，是指晏子不离开湫隘近市的故居而迁往高爽之处，事见《左传·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个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履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烧杵掘金，言其祖宅地下可能埋有金银，这是借用何文的故事，见张华《列异传》：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据《太平广记》卷四百所引从传主在赋中所引用的这两个故事看来，他不考虑目前的住宅是先人所购置，也不论宅基之下是否埋有宝藏，决计变卖出去，以为迁徙之资。由此也可看出，吴敬梓对全椒世俗社会和吴氏势利小人的厌恶，又是何等深刻！他也知道南京固然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大城市，但自己终究是异乡寄寓之人，所谓"土云信美，客终畏人"，他乡并不易居，然而总因为"郁伊既久，薪纆成疾"（《移家赋》），决计离开全椒这个内地小城镇，奔赴更加厂阔的天地。
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吴敬梓将不多的财产搬上一只虽可以行驶江河但并不轩敞的航船，偕同妻子叶氏和尚在总角之年的长子吴娘以及一二家人，举家南迁。扯起风帆，不日之间就抵达了距离故乡不过百里之遥的南京，所谓"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移家赋》）。不过，在奔赴南京的旅途中，传主的思想感情却没有象载着他们全家的"艋艇"那样轻快地乘风破浪前进，而是有着徘徊犹疑、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他想到陆机在吴亡之后迁人洛阳，又想到卫玠于西晋亡后过江南行，都是由于国家变故，不得不然。而自己生在承平之世，长于阀阅世家，本无迁徙必要，但却不得不举家渡江而南，心中实在难以平静。这次由于客观态度的无形逼迫，使得他不得不携妇挈了离开故乡，尽管当时一腔愤激，故作旷达，然而内心却是感到辛酸的，即使在若干年后再行出门.回想起往年情事，还不禁悲从中来，极其沉痛而又无限伤感地写下了《小桥旅夜》五律一首：客路今宵始，茅檐梦不成。蟾光云外落，萤火水边明。早岁艰危集，穷途涕泪横。苍茫去乡国，无事不伤情。
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首先要找一所住处安顿家小。如前文所述，他的先人中有不少曾经到过南京，但却没有购置房产。早在明季崇祯年间，全国范围内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全椒周围也不平静，在所谓"流寇告警"的局势下，吴敬梓的族曾祖吴国鼎曾"奉母避地白下"（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这当然是寄寓性质，未必购置房舍。他的另一位族曾祖吴国缙在中进士以后，"应江宁郡学博之命"来到南京，最后以七十四岁高龄"卒于官"（康熙《全椒志·吴国缙传》）。这是仕宦性质，也没有构筑房舍。他的生父吴雯延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 年）也曾来南京读书，但却借寓在清凉山脚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又非自行购屋居住。传主的族兄吴棠也到过南京，但同样没有购置房舍，而是"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倒是传主有一位曾经任过广西修仁县知县的金舅氏，在南京西南红土山附近建有五柳园。这位金舅氏很可能是传主生父雯延的妻弟，敏轩特地称其为"金舅氏"，写有《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一诗；而另一首诗《哭舅氏》所述，当指嗣父霖起的妻弟。在宗法社会中为人子即为人后，吴敬梓既然出嗣给霖起为子，霖起内弟即当为其舅，诗文中不需特他说明；而生父雯延妻弟，就必须冠以"金"姓，以示区别。正因为金舅氏是传主的亲舅。所以甥舅两人感情极好。这位金舅氏，名泽茂。传主在雍正七年（1729 年）乡试落第后的一段时日内，曾经去广西探视金舅氏。金泽茂是雍正癸卯科（元年， 1723 年）举人（见张其浚《全椒县志》卷十二"选举表"），从雍正七年（1729 年）起在广西修仁县任知县，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卸职（见嘉庆十年《平乐府志》卷十"秩官"，修仁隶平乐府）。敏轩在得到金舅氏的劝慰之后，心情逐渐平复，就取道湖南，沿着沉澧水路回到故乡。沅水在湘西，上游为清水江，源出贵州云雾山，从黔阳以下方称沅江，东北流经辰溪、沅陵、常德等地，注入洞庭湖。澧水在湖南西北，源出桑植，东流经大庸、慈利、石门、临澧等县人洞庭湖。沉澧二水沿岸山青水秀，风光宜人，给传主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甚至到了去世前一年写作《金陵景物图诗》时，在"太平堤"一首中还回忆起二十余年前所领略的沅澧风光，并以之来比喻南京钟山附近的玄武湖景色，首联即云"澄澈蒋陵湖，神光似沅澧"。此次传主移家南京，未曾料到金舅氏故去不久，他的"亭台"就已"易主"了，传主极其伤感地写下《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红土山前柳色深，几年凄怆在江浔。养花天气春寒浅，易主亭台往事沉。瘴雨蛮烟悲宦况，鼄丝蜗篆尚庭阴。回思赌墅围棋日，寂寞羊昙泪满襟。
最后一联用谢安与羊昙舅甥情笃故事，比喻金舅氏对自己的爱抚，表达了自己对金舅氏谢世的悲悼。谢、羊故事见《晋书·谢安传》：时符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谢）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诏遣侍中慰劳，（安）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怅然谓所亲曰："??吾病殆不起乎？"??寻薨，时年六十六。??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敏轩面对业已易主的五柳园，想起当年受到舅氏慰藉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襟。尤其是在抛弃故土、移居他乡之际，亲人故去，回顾茫茫，无人援之以手，传主的悲凉当可想见。既然在南京的亲友没有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吴敬梓只好自寻住处了。
传主终于用变卖全椒祖产的赀财在南京购买了一座住屋，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吴敬梓写道"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在《移家赋》中他也写道"爱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这些诗赋，都说明南京的住房，是吴敬梓自行购置的。他所购置的房舍又在南京哪一处呢？在《买陂塘》词中他说"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这首词的小序中也说"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可见传主在南京的房舍为秦淮河岸的水亭。敏轩的水亭又在秦淮河的哪一段呢？他在《洞仙歌》词中说"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笛步青溪板桥西衅"；在《青溪》一诗小序中更有具体说明："过大中桥而北为青溪。??其流九曲，达于秦淮。??入壕而绝，所谓青溪一曲也。秦淮水亭相连??"。由此可见，吴敬梓在南京所购置的秦淮水亭在笛步、青溪一带。秦淮水亭所在处为六朝时陈朝尚书令江总宅第的遗址。传主《移家赋》中所说的"诛茅江令之宅"就是明证。而江令宅却正在秦淮、青溪两水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据陈诏线《钟南淮北区域志》："秦淮与青溪相接处，故曰淮青矣。西为江令宅。"当传主在迁入新居秦淮水亭之际，他在全椒的一些至交前来探望，吴敬梓也设宴招待，席上大家赋诗作词以为庆贺。传主自己也填了两首《买陂塘》词，在小序中说：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诸君子高宴，各赋看新涨二截见赠。余既依韵和之，复为诗余二阕以志感焉。
在词中，传主对自己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景，用西汉文人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病和东汉高士张仲蔚蓬蒿绕户的贫困来比喻，说："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穷居仲蔚，寂寞守蓬舍。"在三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遇后，面对着"人世间，只有繁华易委"的冷酷现实，传主再次萌发了"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的念头。特别是此后大半年时期内，全椒旧友逐渐返回故乡，而南京新知相识还不多，传主就感到分外的寂寥，经常发出"相逢湖海客，乡语尽难通"（《风雨渡扬子江》）、"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残春僧舍》）的叹息和感慨。但是，这种消沉的情绪不久就在吴敬梓身上逐渐淡薄了。他终于进入了南京的文人社会。
传主在移家南京之后，逐渐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其中有科学技术专家周榘，颜李学派传人程廷祚、刘著，诗人朱卉、李葂、徐紫芝、汤懋坤、姚莹、黄河，画家王宓草、王溯山等等。此时，他的族兄、诗人吴檠以及故乡的友人章裕宗也一度来到南京。吴敬梓和他们在一起观戏、听曲、吟诗、作文，纵游名胜、切磋学问，心情逐渐好转起来。
周榘是周荣光的儿子，他们父子二人同为传主的友人，而周榘则为吴敬梓及其长子吴娘的共同友人。荣光字怀臣，南京人，岁贡生，"雍正乙已（三年， 1725 年）保举知县"（《金陵通传》卷二十八），但未曾赴任就已经谢世。荣光之兄名邦光，字侣樵，著有《啸雪园集》；弟名龙光，字震夫，著有《研堂集》，兄弟三人齐名（《金陵通传》卷三十四）。吴敬梓移居南京之初就与他有交往。数年之后，当传主去安庆参加鸿博之试路过贵池时，曾经与他再度晤面，传主还写有《虞美人》词，回忆了"几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寻桃叶"的往事，同时也流露了以"孤负秦淮、箫鼓拥灯船"的生活乐趣为失计的情绪。吴敬梓初到南京不久，还和周荣光的儿子周榘一起听笙，并写有七律《笙》一首：数声鹅管绛唇乾，拨火金炉夜向阑。孺子独生伊洛想，仙娥曾共幔亭看。几时天上来青鸟，何处风前听紫鸾。最忆澄心堂里曲，小楼细雨十分寒。
澄心堂为南唐烈祖李异居住的堂名，其子李璟（中主）、孙李煜（后主）均曾居住在澄心堂中。李璟、李煜虽贵为封建帝王，但又是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摊破浣溪沙》），写梦中寻求远去的所欢，醒来只见细雨迷漾，流露出不胜怅惘的情绪；李煜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裳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浪淘沙》），抒写远离故国后，暮春季节又逢夜雨的情绪，都是极其伤感、催人泪下的词作。吴敬梓在移家南京的当年暮春，与友人周榘共听笙歌，对中主、后主词中流露的情绪，产生了联想和共鸣，也是极为自然的事。《笙》诗中所提及的幔亭，就是周榘。榘字于平（此据袁枚《小仑山房文集》卷二十六《幔亭周君墓志铭》和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三十四；顾云《盋山志》卷五作"子平"），号幔亭。他的家住在清凉山脚下乌龙潭附近，《盋山志》卷三有记载：幔亭（旧有额，题周幔亭先生读书处）在乌龙潭侧。邑人周氏榘所居也。
周榘不仅是位文人，著有《阙里小志》、《清凉山志》、《幔亭诗钞》。李斗说他极"工诗，善八分书，以'松影人窗无'句，受知于公（卢见曾），折节造庐，书德馨堂额赠之，招来扬州"（《扬州画舫录》卷十）；而且还懂得数天、历算之学，更擅长于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为称赞，说他所"造天球拳许，绘长江黄运图仅尺幅，而星经地纬，罗缕毕具"（《墓志铭》）。蒋士铨还写有《长江万里图周幔亭制》一诗，称赞这幅名画（见《忠雅堂集》卷十四）。袁枚说他还"能为传响之伎。常至其家，主人对坐，噤不发声。客有所需，但取笔管叩盎二三或十数响，则茶汤粉饵悉从内出。借盎代口，百无一差"。并将他当作"振奇人"，推荐给自己和吴敬梓共同的友人程晋芳。袁枚还对程晋芳说："大雅堂中，元儒骈列，安可无此人参错其间？"（见《小仓山房尺牍》卷一《荐周幔亭与鱼门》）周榘不仅是吴敬梓的友人，而且又与吴敬梓长子吴烺（荀叔）有交往。他曾写有《同啸村别峰碎琴再集迟荀叔钟悦不至》七律（见《所知集》卷八）一首：笑口难逢却又逢，及时谁忍负萍踪。风清月白真良夜，酒绿灯红奈个侬。凤尾齐开双椀集，蒲牢碎吼一楼钟。禅房那比巉岩上，二客何当竟不从。
可见周榘与传主的友人李葂（啸村）及传主的长子荀叔经常在一起集会。当周榘去游西湖之际，李葂正准备去游湖北，还写诗相送：我登黄鹤楚江边，君在西湖正放船。两地遗踪皆可觅，美人原不让神仙。
--《啸材近体诗选》卷下《送周幔亭之西湖时余将楚游》周榘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不但袁枚称他为"振奇人"，顾云还将他比作张衡、祖冲之一流的学者，并且认为从周榘的才能来看，"乃"知自古以来，所为奇异不经之物，未始无能者，不仅欧罗巴新法也"。其实周榘研究学问也未曾拒绝吸收外来的成果。陈作霖就说他的学问乃是"融会中西"而成。他本人、外孙女、乃至家人婢仆都熟悉"华严字母法"，懂得印度梵文。印度也有不少数学、天文学方面的学者，成就也相当高。随着隋唐以来中印文化的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相应地传入我国。《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波罗门算经》、《波罗门天文经》等专著。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十七年（718-729年）印度学者瞿昙悉达曾在我国任太史监，辑成《开元占经》一书。这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有不少数学内容。周榘几乎全家都懂得梵文，这对他们学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大有裨益。不仅他本人，连他的两个女儿斯庄、斯敬都"善天文、能制天球"。与周氏父子的交往，对传主视野的开拓无疑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
程廷祚是吴敬梓的友好"至契"（程晋芳《文术先生传》）。他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其曾祖虞卿从新安迁居金陵。祖父名萃乐，字任之，为明朝秀才，人清以后不再应试，而去经营盐业，家道因此丰裕，倡立崇文社，以文会友；又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廷祚的父亲京萼一生未曾出仕，自此，家道逐渐中落。但京萼事父母极孝，直到双亲病故以后，他才纵游江汉，往来于滁州、宣城、淮扬各地。生平著作有《野处堂文钞》等（《金陵通传》卷二十九《程京萼》）。程廷祚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长于传主十岁，但卒年却晚于吴敬梓十三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程廷祚初名默，字启生，号绵庄。自幼颖悟过人，不妄语言，十四岁时就能写出一千余言的《古松赋》，受到洪嘉植的赏识，劝他专攻经学，并对人说："是子必为儒宗。"从此，廷祚"遂肆力诸经，毅然以圣贤为归，不依傍门户，而能通汉宋之症"（《金陵通传》卷二十九《程延祚》）。程廷祚早年从外舅陶甄夫那里读到颜元的《四存编》和李塨的《大学辨业），极为信服。因此在康熙五十二年（1714 年）二十三岁时写信给在北方的李塨，说自己：少好辞赋，亦为制举文，其于学术之是非真伪，未有以辨也。弱冠后，从外舅陶甄夫所得见颜习斋先生《四存编》及先生《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问者。盖圣学之失传久矣，数百年来，学者不入于朱，则入于陆，互起而哗。自习斋先生出，举唐虞三代学教成规，以正流失，绍复之烈，未见有如之者也。
恕谷收到此信后，极为高兴，复信称赞廷祚的"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了传人，"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以上两信均见《恕谷后集》卷四）。自此以后，廷祚乃尊信颜、李之学，但也参酌黄梨洲、顾亭林的主张，广收博采而归于实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廷祚三十岁时，六十二岁高龄的李塨因图南迁来到金陵，师弟两人方始见面论学（见《恕谷年谱）卷五）。这一年二十岁的吴敬梓正经常往来于大江南北、安徽江苏之间，多次涉足白下。李塨既然是传主曾祖吴国对的门生，因此很有可能会见吴敬梓。至少，李塨在金陵的讲学活动，传主定当会从程廷作处有所闻及。可以想见，吴敬梓后来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程廷祚确为一位重要的中介人。颜李学说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反对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程廷祚在《上李穆堂论书院书》（《青溪文集）卷九）中曾专门论述八股科举的弊病，以致姚鼐在廷祚死后所写的《程绵庄文集序》中指责他说，"盖其始厌恶科举之学，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当于道"，还责难程廷祚"好议论程朱"，乃至"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惜抱轩后集》卷一）；并且诅咒程廷祚与李塨、戴震等人因"诋毁"、"讪笑"程朱，而至"身灭嗣绝"（《再复简斋书》，见《惜抱轩文集》卷六）。从姚鼐对他的肆意攻击中，不难看出程廷祚批判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猛烈；也可推知吴敬梓在与他的交往中，自必要受到他的影响。此外，程廷祚对于《诗经》美刺诗的见解，也曾对传主产生了一些影响。程廷祚著有《青溪诗说》，吴敬梓也著有《诗说》，可惜这两部著作今日都未能见到。但程廷祚对《诗经》的评论文字，在《青溪文集》卷一中仍有一些保存，从其中也可以觇知他的某些见解。廷祚认为，美和刺都符合诗教，对贤明君主，当可作诗美之，对昏乱之主，更可以诗刺之，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他更主张刺之的目的仍在于救之，说"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因此"诗人自不讳刺"（《诗论》六）。传主后来创作的《儒林外史》，采取了"刺"的艺术手段，也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当然程廷祚是一位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者，除诗文集以外，著述甚丰，有《大易择言》、《易通》、《彖爻求是说》、《尚书通议》、《晚书订疑》、《青溪诗说》、《周礼说》、《噘说》、《春秋识小录》、《论语说》等等。他虽曾两次被荐举，但均不获选，而以布衣终老。程廷祚为人"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程晋芳《绵庄先生墓志铭》，《勉行堂文集》卷六），日常起居"端静迂缓，宽博其衣，传先王语，为蕴藉焉"（《皖志列传稿》卷三），终其一生过着比较平稳安定的著述生涯。而吴敬梓却是一位极富才情的文人，更由于生活变化的急遽，从一个世家子弟降落为厕身市井的平民作家，他的思想要较廷祚为急进、开明得多。无论是在对待妇女问题上，还是对于古礼评价问题上，程廷祚显然要比传主为保守、迂腐。不过，程廷祚在某些问题上的识见，至今还少有人论及，这自不可任其湮而不彰。例如自明季以来，西洋传教士纷纷进入我国，为了顺利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也带来一些西洋物质文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当时国内的一些士大夫纷纷侈谈作为"教会的恭顺的婢女"的科学技术，而忽略或未能认清传教士的侵略本质。程廷祚则不然，对传教士的活动极为忧心，写有五古一首《欧罗巴即西洋也。自古不通中华，明万历末其国人利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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