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师友
第五章 师友 (第3/3页)
，数年后卒。崇祯初（1628）
追赠礼部尚书，谥文节。①刘同升少时为同邑邹元标（1551—1624）弟子。元标字尔瞻，万历进士（1577），因忤首辅张居正（1525—1582），谪戍都均六年，后任谏官，以直言著称。②母丧后，元标居吉水讲学二十年。天启初（1621）还朝，官至吏部左侍郎，擢左都御史，为魏忠贤忌，次年（1622）
辞官归。邹元标与顾宪成（155O—1612）、**星（1550—1627）并称为东林党三大领袖，号称“三君”。同升受元标影响，后来也成为东林及复社成员。③刘同升从家父及邹元标那里受到良好教育及思想影响，以诗文见长，但早期在科场不顺。年三十五中天启元年（1621）
举人，屡上公车不第。直至五十一岁时，才得崇祯十年（1637）进士第五名。崇祯帝见其试卷中所言“皇上不负臣子，臣子自负皇上”时言词激切，特提为第一名，拔为“忠孝状元”，④授翰林院修撰，为官正直清廉。崇祯十一年（1638）。被姜曰广斥为“奸险刻毒”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
夺情（丁忧时）入阁，有危社稷。杨入阁后办了三件坏事：（1）提出再向百姓增税，搜刮民脂。（2）起用魏党逆案陈新甲为宣大、山西总督。（3）当清兵人长城，京师戒严时，不积极备战，反与总监中官高起潜主和议。致使前大学士、老臣孙承宗（1563—1638）、总督卢象升（1600—1638）殉难。论法，杨嗣昌当问斩。但当黄道周（1585—1646）、何偕等奏劾杨嗣昌时，却反而获罪。
国家危难之时，刘同升挺身而出，再次抗疏。他指出：“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为国家建功。何也？成天下事在乎志，胜天下之任在乎气。志败气馁，而能任天下事，必无是理。
伎俩已穷，苟且官贵，？掩败为胜，岁糜金缯，养患边国，立心如此。“①同升痛斥杨嗣昌误国，指出崇祯帝用人不当。疏入，帝大④宋立权、宋育德：《宋氏宗谱》，卷五，《宋应异行略》，第113 页①《明史》，卷216，刘应秋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38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明史》，卷243.邹元标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433 页（1986）
③吴■：《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江西南昌府（道光十二年吴山嘉刊本，1832）
④赵士春：哭同年刘同升太史三首并序（1645），《保闲堂集》，卷六，第6—7页（光绪九年木刻本，1883）
①《明史》。卷216.刘同升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38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怒，谪同升为福建按察使司知事。从这里可见同升上疏中观点与应星《野议。练兵议》、《士气议》所述，几乎完全相同。与此同时，刘同升友人杨廷麟也抗疏。杨廷麟（？—1646）字伯祥，江西清江人，崇祯四年（1631）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十年（1637）冬，进日讲官兼直经讲筵。十一年（1638）二月，帝问保举、考选何者为得宜，廷麟对曰：“保举当严责举主。如唐世济、王维章，乃〔首辅〕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二臣皆败，而举主不问，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帝无言。是年冬，京师戒严而阁臣杨嗣昌主和时，杨廷麟抗疏曰：“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②接下列举杨嗣昌祸国罪状，也因此被逐出京门。足见崇祯昏庸至何等地步。同升是易动感情的人，待他因一片忠心苦谏受贬官福建，便引疾归。
状元修撰刘同升人仕时间很短，便辞官家居。甲申闻国变，刘同升与杨廷麟、陈弘绪、徐世溥等在南昌相聚痛哭越旬。同升因写《哀至诗》百首以见志，呕血几死。①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同升被召，因马士英当国，不赴。与廷麟同返赣南。乙酉（1645）五月，南都陷，同升此时虽痛惜，但认识到眼泪阻止不了清兵南下的势头，救国的积极办法是投笔从戎。时值闰六月，较英明的唐王即位于福建，起用黄道周、路振飞、张肯堂等人人阁，又多故旧，同升拟赴响应。他先将家眷安置于福建，再与杨廷麟在赣州府谋事起兵。唐王加廷麟为吏部右侍郎、加同升为国子监祭酒。九月，刘同升、杨廷麟以江西南部的赣州、雩都为据点，起兵收夏吉安、临江，唐王再加廷麟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同升为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巡抚赣南。唐王很会用人，而士为知己者用。
无奈刘同升以劳疾在身，1645 年十二月呕血数升。自知无救，遂嘱左右，身后勿用厚棺。自题“崇祯旧史之柩”墓铭，并要求葬仪从简。是月，同升卒于赣州，年五十九岁。②其一生著述甚多，早期有《四书大全注疏合编》、《五经大全注疏合编》、《音韵类编》、《金石宝鉴录》，后来有《明文选》、《明诗选》、《锦鳞诗集》，再晚有《明名臣传》、《金陵游览志》、《删改宋史》、《哀至诗》等，或行世，或藏于家，并遗有大量散文、手稿。同升有五子：孟钦、仲、叔钺、季、幼钟，皆世其家，并能承父业，积极参加抗清武装斗争，有的也捐躯于战场。其中第四子刘季在南明桂王的永历朝（1647—1661）任总督江楚兵务，①在抗清的烈火中牺牲。
②《明史》。卷278，杨廷麟传，同上书，第8548—8549 页①杨廷麟：刘孝则公传（1646），载刘同升：《锦麟诗集》书旨（南昌木刻本，1937）
②杨廷鳞：刘孝则公传（1646）；裔孙刘学诗：锦鳞诗集序，俱载《锦鳞诗集》书首（南昌刊本，1937）
①刘学诗：锦鳞诗集序，载刘同升：《锦鳞诗集》第一册，第3 页（南昌刊本，1937）
刘同升的《锦鳞诗集》十八卷，成于崇祯末年当他被滴后于吉水家居之时，是时筑“锦麟庵”隐居。此诗集在同升卒后藏于家，有清二百年间后人不敢刊行，直至1937 年方由其族裔刘学诗与江西省图书馆馆长欧阳集甫努力，以线装本形式公之于众，计六册。其中第五册，卷十三有同升的《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并序》。此处宋长庚即宋应星之字。
同升于序中追述了他与应星的往日友谊和崇祯十三年（1640）在吉水相见时的情景时写道：“长庚云，庚戍遇道人，约三十年再会，遂以庚辰解汀[州司]李任。冀得复过，台使者皆不知。其行飘然高致，令人羡之。”②为了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先要弄清“道人”是指谁。从字面意义上说，道人指有道术的人，或道教徒、佛教徒，但有时也指儒人。如“道山”
即为儒林，指文人聚集之处。道人也指道山之人。无论刘同升、宋应星，或他们的友人，都没有道教徒或佛教徒。如果说此处的“道人”有宗教含义的话，也只是借用宗教术语而指他们自己。宋应异也用“登坛问法、传灯必定”这类宗教比喻来形容他与舒曰敬的师生关系。因此此处的“道人”指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认为这是指刘同升本人，而非某个真正的道教徒。
从宋应星著作中我们知道，他是坚决批判道教方术、方士的，怎么会与道士交朋友？刘同升将其住室称“锦鳞庵”，“庵”虽有佛寺之意，并不等于说他真是佛教徒，也是借用此字来形容自己的草房。既然道人是刘同升自称，则可见他早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戍（1610）便已与宋应星订交。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学子，初次是在南昌相遇，却一见如故。很可能刘同升邀宋应星同返吉水一游，从南昌乘船沿赣江南行很容易就会到达。然后，同升约应星三十年再重游吉水，因而同升有“冀得复过”之语，意思是希望再一次来这里。应星象同升一样，对福建的任职本无大兴趣，早有辞意，加之他为践前约，遂于崇祯十二年庚辰（1640）“解汀州司李任”，也就是辞去汀州府推官之职。明人称推官为司李或司理。当时宋应星尚未任满，走时匆匆，未及向上级提刑观察使司按察使告辞，所以刘同升说“台使者皆不知”。旧时称布政使为“藩台”，称按察使为“皋台”或“台使”，正好是推官的上司。宋应星从汀州启程，夸武夷山到江西赣州府赣州，再沿水路北行至吉水，与刘同升重会。1640 年正是1610 年的三十年后，应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升为纪念这次相聚，写了下面一首诗：莫看梦幻遂成真，林下高风尚有人。
一自仙舟曾遇李，空令河内更思恂。
江于驻客同粗粝，山水为家约锦鳞。
三十年来酬旧约，如君差不负松筠。①②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并序（1640），《锦鳞诗集》，第五册，卷13，第13 页（南昌刊本，1937）
①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1640），《锦麟诗集》，第五册，卷十三，第13 页（南昌，1937）
这时刘同升、宋应星均无官一身轻，成为“林下”之人。刘同升对宋应星很敬佩，称其“飘然高致，令人羡之”，称其高风亮节有如松筠（松竹）。
应星在同升江于（江边）住所小住数日，共进粗茶淡饭，观赏山水，共吐别后经历，痛惜社会危机，可谓百感交集。他们还谈到共同友人李匡山，可能他不久前也来过吉水与同升会面，或这次要来而未来。总之。二人因匡山没有在场而感到遗憾，故诗中有“空令河内更思恂”之句。查徐世溥著《御史李匡山传》，①李曰辅（1584—1646）字元卿，号匡山，南昌松山里人，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举人，屡次会试不第，乃于天启二年（1622）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廉平不阿。四年（1624）大胆上疏，反对派内官四出搜刮。
众虑不测，得旨降级调出，崇祯元年（1628）擢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官。后因兵饷事再上疏。帝怒，降三级调外用。寻辞官归，于龙沙及南昌山居凡二十年。“生平未尝就寝读书，所求皆思经世务”。卒于丙戍（1646），年六十三岁。卒前自书墓铭：“匡庐山人之墓”，令子孙孝悌力田。①徐世溥有《香山就李匡山先生寿》②诗，内称“先生年六十，强半在深山。”他还有《李匡山先生出茂先（万时华）遗牍》诗。从《锦鳞诗集》中也可看到刘同升的《怀李匡山侍御》、《西山呈李匡山五首》等诗。待宋应星与刘同升话别回奉新时，他必看望李匡山并转达同升的问候。
在宋应星本人著作中，提到的友人较少，除涂伯聚外，我们只看到分宜县令曹先生其名。崇祯九年（1636）应星任分宜教谕时发表的《野议序》（图28）中写道：“春将暮矣，游憩铃山。令长（县令）曹先生挚清酒，负诗囊，为寻松影鹂声（去野外郊游），以永今日（整天催诗），不愿他闻来混（打扰）耳①徐世溥：御史李匡山传，《榆溪逸稿》，卷6，第19 页（清刻本）
②徐世溥：香山就李匡山先生寿，《榆溪逸诗》，卷下（五言律），第8-9页（清刻本）目也。乃视沥数行，而送邸报者至，则见有立谈而得美官者，此千秋遇合奇事也。取其奏议一再读之，命词立意亦自磊落可人。惜其所闻未尊，游地不广，无限针育灸腠（医治时政弊病）拯溺救焚急着，浑然未彰，空负圣明（皇帝）虚心采择之意，识者有遗恨焉。令长啸谈间，愿闻寡识。散归冷署，炊灯具草，继以诘朝（通宵），胡成万言，名之曰《野议》。“①可知1636 年三月，宋应星与曹知县相约去分宜名胜钤山郊游，饮酒赋诗。忽然吏卒送来邪报，载某人因一纸奏文未经考选就立得京官。宋应星认为此乃千秋奇事，取其奏议观之，虽企图医治时政弊病，但所言不得要领。曹知县愿听应星意见，于是他连夜写成《野议》万言。
上述邸报所载，实指1636 年正月淮安武举陈启新事先与内廷串通，上书跪正阳门，由宦官呈上，立即得吏科给事中之官。陈启新本庸人，操其伪说以迎上。关于此人面目，拟于第六章中详述。崇祯帝为装点招揽人才之门面，却被一投机取巧的市井间无赖钻了空子。在朝的正直大臣都为之痛心。
①宋应星：野议序，《野议》1 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影印本，中华书局，1959）
宋应星看过陈启新的上书后，针锋相对地写了政论作品，得到曹知县的赞赏。看来他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查同治《分宜县志》（1671）《职官志。文职》，在明知县栏载：“曹国祺，全州人（今广西），举人，崇祯五年（1632）任，以〔丁〕忧去。十五年（1642）
复任。洪名臣，岳州人，举人，崇祯十年（1637）任，以忧去。“②由此可知在1632—1637 年间，正是曹国祺任分宜知县。
《分宜县志》在《职官志。名宦》栏内，更载：“曹国祺字介之，全州人，由乡举于崇祯辛未（1631）、壬午（1642）两任。
用意抚字，清标雅度，始终不渝。“①在县志《明知县》及《名宦》栏载曹国祺到任年代有一年之差，但不管如何，他是在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即宋应星著作不断问世时，担任知县的。因而《野议序》中说的”曹先生“，肯定是曹国祺。
宋应星在分宜期间，刊行《天工开物》、《野议》、《画音归正》、《卮言十种》、《原耗》等书，都赠送给曹国祺，受到曹的尊重。
而国祺也是举人出身、“清标雅度”之士，与应星志趣相同，长年相处遂成好友。丁忧后，曹国祺再任时已到明亡前夕，而宋应星也离开分宜回奉新去了。甲申后清兵南下，乙酉（1645）进入江西，一些地方官开城迎降，而国祺则坚决投入抗清武装斗争，成为义士。据同治《瑞州府志》（1873）卷六《武备》篇记载，乙酉年（1645）冬，新昌副都御史陈泰来，联络分宜知县曹国祺、上高举人曹志明等起义兵，遣所部收复万载、新昌，杀清县令，②奉南明隆武年号。年底，陈泰来，曹志明牺牲。
国祺后来可能也牺牲了。
在陈弘绪甲申秋给宋应星信中还提到两位朋友，此处亦须介绍。信的末尾写道：“仲章兄久未闻问，不识近况何似？
珍贶拜惠，正应慈闱急需，感篆非可言喻。秋风清爽，何时肩舆滕阁，共吐缕怀？率谢不尽万一。“①”珍贶拜惠“指宋应星送给陈弘绪的礼物，估计是药物之类已收到，正应弘绪谪母刘夫人急需，表示感谢，但不久，刘氏病卒。弘绪信中并问应星何时从奉新来南昌一叙。在这段话以前陈弘绪通过宋应星问候仲章兄近况如何，则此人必为他们的共同友人，而且当时不在南昌，可能宋应星与之过从较密，且知其行止。查宋应异的《方玉堂全集》乾隆版（1759）《诗草》卷二，标明由”同邑李光倬仲章“校订，”同邑“指奉新。再查康熙《南昌郡乘》（1663）卷23《选举志》及康熙《进贤县志》（1673）卷15《良臣志》，则知李光倬字仲章，江西进贤人，”少年才名动海宇，与从兄太史麟初师友唱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举人，与宋应昇、应星、姜曰广、涂绍煃等为同年，他肯定后来迁居奉新。与宋应星等数上公车不第，崇祯间历官至工部主事，复社社员。又光绪《安徽通志》（1878）卷268《流寓人物传》有李光倬传，内②李寅清等：同治《分宜县志》（1871）。《职官志。文职。明知县》，卷6，①李寅清等：同治《分宜县志》（1871），《职官志。文职。明知县》，卷6，第7 页（同治十年刻本）
②黄廷金、萧浚兰：同治《瑞州府志）（1873）。《武备。兵事》，卷6，第9 页（同治十二年本刻本）
①陈弘绪：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陈士业先生集。鸿桶续集》，卷2，第35—36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载光倬在工部主事任内，曾奉使至南直隶宁国府宣城，与沈寿民、蔡蓁春等定文字交，旋复命还都。及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京师，光倬“不屈，死之”。李光倬生于万历中期，以诗文见长，著《金粟堂集》、《文仂》、《诗仂》等书。宋应昇有《寄怀李仲章》诗：吾怜李仲子，气若阆风霞。
才绝仙非鬼，诗成笔已花。
齐驱无下驷，孤往失名家。
刻楮何能役，徒甘与作衙。
燕市分襟日，诸贤解楔时。
举觞呼白也，检帖忆羲之。
结夏期何许，先秋气自悲。
金戈方满道，剑首若为吹。①前述陈弘绪致宋应星信中提到另一友人傅玉生，弘绪将应星托办辞官事通过此人转给南京的姜曰广。陈弘绪在《石庄初集》中提到此人，是复社的盟友。他写道：“盟友傅玉生，当世之文士也。自戊午（1618）登贤书，盛名在于四方。”②弘绪又写道：“崇祯壬申（1632），弘绪泛舟吴会（苏州），经秣陵（江宁），与西安刘客生、贵池吴次尾（名应箕）、桐城方密之（名以智）、安成傅玉生等群集秦淮，刑牲而盟之。”③这是指崇祯五年各地复社盟友在苏州虎丘举行的第三次大会。可知与陈弘绪、方以智、吴应箕等出席这次大会的傅玉生是安成人。安成为江西吉安府安福之古名。检复社领导人吴（字扶九，1609—1655）《复社姓氏传略》卷六，内载：“傅鼎臣字玉生，安福人，万历戊午（1618）举人。”复以康熙《西江志》（1720）
卷52《选举志》及顺治《吉安府志》（1660）卷八《选举志》印证，确有傅鼎臣字玉生，安福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举人。遍检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有关《江西通志》、《吉安府志》、《安福县志》中《人物志》及《职官志》，均无傅鼎臣事迹，则此人中举后一直未曾出仕。如我们前述，傅鼎臣至南京见姜曰广时，姜正受马士英攻击，而欲辞官，但宋应星托办的事还是顺利完成。
上面既提到方以智这位明代另一科学家，也应加以介绍。清康熙时人温睿临著《南疆逸史》卷六《方以智传）称，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安徽）人，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崇祯十三年（1640）
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十七年（1644）春召人德政殿，以智陈天下大计，帝屡称善。未几，李自成破京师，以智被拷打，乘夜脱逃南下。弘光朝奸臣阮大铖素与方氏父子不和，用事使人诬奏以智降自成，欲杀之。以智乃迅离南京，变姓名避之岭南。已而（1645）南都陷，唐王立于闽，召复故宫，不赴。
及桂王在位之永历朝，起以智为中允，寻授少詹事，再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召人辅政，并不赴。转侧苗人洞壑间，艰苦备至。寻剃发为僧，借以隐避。清兵陷桂林，召不出。乙未（1655）奔父丧。守制三年（1655—1657），①宋应■：寄怀李仲章，《方玉堂全集》，《诗稿》卷三，第1—2页（乾隆二十四年宋瑾刻本，1759）
②陈弘绪：傅玉生稿序，《陈士业先生集。石庄初集六》，第6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③陈弘绪：送别刘客生序，《陈土业先生集。鸿桷续集》，卷一（1687）
又十余年（1677）而卒，年六十，盖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著有《通雅）、《物理小识》及《浮山前、后集》等，知识渊博，堪称晚明科学大家之一。他小宋应星24 岁，受应星科学思想影响较深，二者可谓同道。但以智后半生经历更为坎坷。
至迟从崇祯六年（1633）起，方以智与新建陈弘绪订交，稍后又成为万时华、除世博好友，到南昌府游历过。方以智还与陈弘绪、万时华、李光倬、徐世傅、刘同升、傅鼎臣等同为复社盟友，而这些江西籍的社员又都是宋应星弟兄的朋友。这重重关系为方以智与宋应星之间建立联系和友谊铺下桥梁。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刚一问世，很快便到方以智手中，那时他正流寓南京，与江西友人频有来往。《大工开物）成为方以智写《物理小识）的参考文献。他在书中称宋应星为“宋奉新”，词意亲切。《小识》序署年疑为“岁在昭易汁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记”，用了隐语。其中“昭易”作“昭阳”解，即“癸”：“汁洽”可释之为“未”字；“日至箕三”即夏至（6月22 日），“箕”为二十八宿之一（人马座）。隐语可释为“岁在癸未夏至日”，亦即崇祯十三年癸未夏至日（1643 年6 月22 日）。“浮山愚者”即方以智。顺便说，方以智到过陈弘绪家，参观了他的藏书楼，而宋应星的全部著作都在陈弘绪的书架上。总之，应星与以智纵使未见面，也至少是相互了解的。他们之间的桥梁便是陈弘绪。
最后，还应提及宋应星在奉新的另一亲友诗人余纫兰。
余纫兰字猗叔，号广莫。宋应昇《方玉堂全集》第一册《诗草》卷一列校订人有“同邑（奉新）余纫兰猗叔、浙江沈德修”。
同书《诗稿》卷二，有宋应昇的《寿余猗叔七秩韵言》为五言古诗，序曰：“猗叔先生于予，以亲则丈人行也，以学则师也、友也。予少猗叔十岁，弱冠（1588）联举业社，即兼锐意古文辞，旁及风流侠烈之事，并津津焉。其少习同读书？猗叔竟老布衣也。”①宋应昇生于万历六年戊寅（1578），则比他大10 岁的余纫兰当生于隆庆二年戊辰（1568）。查《宋氏宗谱》卷五《宋应昇行略》云：“娶本邑黄城余氏”，②则应昇之妻余氏当为纫兰之女，为奉新黄城乡人。余纫兰于万历十五年（1587）二十岁时作为学塾诸生，即锐意于古文辞，对小说亦很喜欢。
但后来没再取得科举功名，亦未入仕，只以文学自娱，以布衣终。崇祯十年正值70 寿辰，宋应昇特为之祝寿。婿丈间相差十岁，但从学术上则是朋友。实际上，余纫兰与宋应昇、应星兄弟可能还是同学。他们是至亲，又在同县，其交往当十分密切。
顺治《奉新县志》（1662）卷八《人物志》载余纫兰为余秉芳三世孙，茂林博学，名播当世。豫章（南昌）舒碣石（名曰敬，1558—1636）、万吉人（名元吉，1603—1646）、临川汤义仍（名显祖，1550—l617）、云间（华亭，今上海松江）陈仲醇（名继儒，号眉公，1558—1639）数公，对纫兰①宋应■：寿余猗叔七秩韵言，《方玉堂全集》，第一册，《诗稿》卷二，第7—9页（乾隆二十四年木刻本，1759）
②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五，《宋应■行略》，第113 页（敦睦堂藏板，1935）
深相椎许。著《燕林藏稿》若干卷行世。宋应昇《方玉堂全集。续文稿》还收有《燕林藏稿序》，其中指出：“夫猗叔于文章自天性耳。然生平遭遇大半坎坷，不能无移夺于经营也”。①以其幼年多病，又有一般人不易深知的个性，而未竟其志。应昇又在《余猗叔楚风小叙》中指出，奉新过去无诗，诗从此人始，以其不得志而作离骚体诗《楚风》。余纫兰著有《燕林藏稿》诗文集十卷，《楚风》诗一卷等，卒于崇祯末。余纫兰还与南昌诗人万时华友善。他七十寿辰之际，时华特来与宋应昇、应星等一起向他祝寿。
前面叙述宋应星师友时，多次提到徐世溥（1607—1657），此处亦当介绍。康熙《西江志》（1720）卷70 收卢宜所撰《徐徵君传》云：“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良彦季子。幼随父任学，殖日富，年十六（1621）补博士弟子员。时东乡艾南英以时文奔走一世，闻世溥名，与约为兄弟。江南若钱谦益、姚希孟，里中若万时华、康小范辈，无不以杓斗归之。世溥才雄气盛，一往自遂，兼工书法，户外履常满，而屡困锁闱（屡试不第）。旋值沧桑之变（明亡），匿景杜门，绝意进取。顺治辛卯（1651）、壬辰（1652），溧阳柄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者亲式其闾，又作手书遣司理（推官）持礼币往山中致之，坚拒不纳。司理去后，盗乘夜入室索其礼币，不知未尝受也。
盗不之信，以火炙之，至死乃去。所著有《榆溪集》、《榆溪外集》及诗若干卷。“①徐世溥的内兄熊人霖写的《徐巨源徵君传》，比卢宜写的传更详细，现再补述如下。徐世溥父名良彦，字若谷，万历二十六年戊戍（1598）第三名进士（探花），累官至工部右侍郎。世溥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丁午（1607）。十三岁（1619）学制义，辄己斐然。天启元年辛酉（1621）补博士弟子员（生员）。②徐世溥本人在《舒成之诗选序》中自称：”余成童即以举业受知碣石先生“，③这就是说他成童时从舒曰敬学习，而万时华等为其同学。其学习地点应是庐山白鹿洞书院，因而徐世溥也是宋应昇、应星的同学。舒曰敬的儿子舒性，字成之，也是诗人，与世溥及应昇、应星兄弟为友。世溥工于古文及诗，又擅长书法及作画，琴技颇高，为明末江西以至全国著名的才子，但在科举方面屡试不第。于是他到处结交四方名士，以文会友，又参加复社。其古文受钱谦益、姚希孟等人推崇。陈弘绪称他”晚力摹昌黎（唐代的韩愈），有酷肖者“。
熊人霖赞“巨源古文有继类昌黎者”。他的友人有陈弘绪、万时华、李光倬、方以智、刘同升、姜曰广等，除宋应昇、宋应星外，其余人又多是复社成员。世溥具有反清思想，人清后屡招不起。顺治八至九年（1651—1652）
溧阳人陈名夏（1601—1654）任吏部尚书兼内院大学士，遣人持手书及礼币至世溥山居处招聘，坚拒不纳。
①宋应■：燕林藏稿序，《方玉堂全集》，《续文稿。序文》，第九册，第48—49 页（乾隆二十四年本，1759）
①卢宜：徐徵君传，载康熙《西江志》（1720）《人物志》卷70，第37 页（康熙五十九年原刻本）
②熊人霖：徐世溥徵君传，载徐世溥著《榆墩集》，第一册卷首（清刻本，约康熙年间）
③徐世溥：舒成之诗选序，《榆墩集选》，《文上》，第7 页（清刻本）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秋，徐世溥得危病，入冬病势加重。次年（1658）春节过，已气息奄奄。山盗闻之，入室打劫，殊不知世溥一贫如洗，不信，遂举火焚其宅。1658 年三月四日夜，一代有气节的文豪竟如此悲残地被烧死，享年52 岁。①其身边多年著述手稿均付之一炬。康熙年间所刊世溥文集《榆墩集选》十七卷，包括《选诗》二卷、《选文》三卷、《榆溪诗钞》二卷、《榆溪逸稿》八卷、《榆溪逸诗》二卷，为后人及友人多方搜求者。此外有《江变纪略》一卷，记顺治初金声桓于江西反清的事变，更有《西山胜境》，记甲申后隐居山中与友人陈弘绪等往来事。徐世溥的上述著述，不及其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些，也在乾隆年（1780）都被视为“**”。
②继盗贼之火后，世溥的著述再次遭焚。但清统治者乾隆帝的文化**逆行，焚不尽反清义士的作品，因而我们仍可见传本及抄本存在，从中查得宋应星友人的事迹。
从以上所述宋应星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师友多是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后都以国事为主，居官廉正，反对贪官污吏，与明末阉党一派官僚相对抗，并经常遭到逐斥而解组归里。其中不少人属于东林、复社成员，天启年受魏忠贤弹压，弘光时受马士英、阮大铖打击，清初则宣布非法。宋应星虽未参加党社，但在思想上是与东林、复社相接近的。宋应星和他的师友都对明末社会在政治上的**和阉党、权奸的逆行表示强烈不满，主张改革弊政，以挽救江山社稷。有的人对科学技术有兴趣，主张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他们还都有民族气节，反对满清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有的还直接在清初发动抗清的武装斗争而壮烈牺牲，但没有一个是降清的，而且至死都坚持反清立场。他们是在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时，从地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反对派。其活动具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阉党、权奸柄政，揭露并批判社会黑暗现象，但都忠于皇权。他们同情工农群众的悲惨处境，但反对农民起义。
他们代表中小地主和部分工商业主的利益。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与宋应星的许多共同点，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感染。他们绝对不与封建上层邪恶势力和投清分子同流，因而其结局常常是悲惨的，这也算是一种历史上的悲剧。宋应星除与其师友有不少共同点外，还有与他们不同的个性。他的朋友中不少人在学术上致力于儒学经史制艺及专门文学创作，而他对这些无大兴趣。宋应星在学术上专门集中于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实学研究，其中包括：（1）为解决社会危机而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议论；（2）为发展社会生产而执笔的科学技术著作；（3）为批判儒学和唯心主义思潮而发表的哲学作品；（4）为端正社会风气而发表的诗作。总之，除方以智外，宋应星与其所有其他师友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他是激进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而其他人可能是较好的教育家、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其次，宋应星与其周围人都是爱国的，极其关心政治，把国家命运和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过他的友人多参加东林、复社，而他则宁愿做一个党外的爱国者。任何其他人都没能影响到他放弃自己的个性，在这方面他没有被他们所同化。
①熊人霖：徐巨源徵君传，载徐世溥《榆墩集》，第一册，卷首（清康熙年刻本）
②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第44，77，122 页（商务印书馆，1957）
如果觉得《宋应星评传》好看，请把本站网址推荐给您的朋友吧！88106 http://www.8810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