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
七、"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 (第1/3页)
孔子回到鲁国后，自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卒，共生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跨越了自己所说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两种思想境界①，亦即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达到了他自己认为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发展阶段。所谓"耳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修养上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即凡是各种事情，听到后就能辨别真伪是非（"顺"）；凡是心里想做的事情，做起来就符合真理准则（"矩"）。当然，所谓真伪是非，所谓真理准则，都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都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特征和局限。孔子不能例外。鲁国当政的季康子这次"以市（币同帛，古人相互赠送礼物的总称──作者）迎孔子"，即以礼品把孔子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大概原来"奉粟六万"的物质待遇还是维持不变。对季康子来说，为了适应当时各国诸侯竟相"礼贤"、"养贤"的风尚，把这位名望很高的人物礼迎回来，是很值得的；在"吾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的孔子来说，又一次作为"际可之仕"或"公养之仕"以安度晚年，也还是合于"礼"的。但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虽风尘仆仆，到处碰壁，却依旧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依旧想为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做一番事业，依旧是朝气蓬勃地自我鞭策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①可是面对鲁国终于不能用孔子的具体现实，只能在"莫知我夫"②（"没有人了解我啊！"）的慨叹声中，决定不再"求仕"③了。
孔子是一位勤奋自励的人，于是，他就把"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和整理保存古代文献，主要是用在"六艺"或"六经"的编纂核定工作上。虽然孔子对教学工作从未停顿过，对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也很早就开始，但对这两项工作，孔子利用晚年时间都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这两件事情将专设两章（第八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第九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加以评述。现在仅把孔子晚年除了教学和文献整理工作之外的几个较重要的活动和事件简述如下：①《论语·为政》："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喟然叹曰：'莫知我夫！'"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一）关于反对季孙氏实行"田赋"问题
①六十八岁的孔子，从卫国一回到鲁国，就遇到他的弟子冉求奉季氏命向他提出实行"田赋"这个问题，要他表态。所谓"田赋"，旧的解释太繁琐②，我们只要把它理解为大概比原来土地负担增加一倍的意思即可。孔子开始说："我不了解。"冉求再三问，而且说："老师是国老，现在此事要你表态后才实行。为什么老师不发表意见呢？"孔子还是不答，但私下对冉求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内，根据三条原则办事，即施于民的要宽厚（'施取其厚'），为民办事要避免过和不及而适得其中（'事举其中'），取于民的要少一些（'从其薄'），如能按照这三条原则办事，那么，实行'丘赋'也就够用了。如果不按'礼制'办事，而贪得无厌，那么，即使实行'田赋'，也将会不够用的。你和季孙若要依法办事，那么，有周公的法典可作为依据；若要任性行事，那么，又何必来访问我呢？'"季孙氏终于没有听孔子的话，而于第二年（鲁哀公十二年）春就开始实行"田赋"了。这件事使孔子非常恼火。《论语》上有一段话专说此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①盂子也有一段话讲此事："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②上面《左传》上说的"贪冒无厌"（贪得无厌），《论语》上说的"聚敛"（搜刮民财），孟子说的"赋粟倍他日"（赋税多于以前一倍），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即鲁国季孙氏实行土地负担多于以往一倍的新制"田赋"。孔子对冉求未能阻止季孙氏实行这种加重土地负担（亦即人民负担）的新制"田赋"，很不满意，严厉批评了冉求，斥为"求已不是我的学生"（"求非我徒也"），并要他的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申斥他（"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件事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是孔子反对贵族统治者"贪冒无厌"的大量搜刮民财供自己挥霍享受的聚敛政策（田赋），而主张"施取其厚"、"从其薄"的有利于人民的裕民政策。虽然他是从维护贵族统治秩序出发来看待被统治的人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有利于人民的贵族政治改良主义者。第二是他在反对实行"田赋"的时候，仍然是向后看①《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石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从其薄。加是，则以"丘"亦足矣（"丘"见下注--作者）。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②关于什么是"田赋"的问题，杜顶的解释是"丘赋（按即鲁成公元年（前590年〕实行的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作音）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二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左传·成公元年》杜预注），意思大概是由"丘赋"改为"田赋"即意味着增加负担一倍，即要出马二匹、牛六头的负担。上注说的"'丘'亦足矣"的"丘"，即指原"丘赋"规定的每丘出一马三牛。关于丘的概念，孔颖达《五经正义》说："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左传·定公十一年》）可见把"丘赋"改为"田赋"的实质，就是把原来的土地负担（"丘赋"）增加一倍。至于"井田"、"公田"、"私田"的存亡演变及其和社会性质的关系，本书第二章《孔子时代的社会背景》还要谈到，此从略。
①见《论语·先进》。
②《盂子·离娄上》。
（恢复鲁国古制），而不是向前看（从发展了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历史条件而提出相应措施），因而他只能从墨守"周公之典"的古制中寻找出路。他不能从"信而好古"①的复古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是他一生的致命伤，是他政治上到处碰壁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是在原则问题上对学生要求很严，如这里对冉求的批评，甚至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要他的其他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申斥他。但毕竟没有发展到师生关系破裂的地步，孔子及后人依旧把冉求列为"四科"的政事之首②，冉求也依旧尊敬和热爱老师。孔子的批评虽然很严厉，但没有影响到冉求对老师的感情，主要是由于孔子对人处事开朗公正，而且已为他的弟子们所公认和接受。这种即使对学生也毫不含糊地坚持原则立场而又不致破裂师生关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玩味和学习的。
①《论语·述而》。
②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德行：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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