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国外的影响
二、在国外的影响 (第1/3页)
（一）对东方国家的影响
第一，孔子与朝鲜。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箕氏朝鲜时代，孔子思想便和汉字一起传入这个国家。不过孔子儒家思想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广泛传播，则是朝鲜封建时代的事情，它和朝鲜的封建制度一起兴盛，一起衰落。
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公元1-7世纪）是朝鲜早期封建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三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高句丽与中国联系最密切，建国之初便使用汉字，372年依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百济的儒学也是很早就发达起来，285年百济王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献《论语》、《千字文》，可见在此以前儒家典籍已为统治者推重。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百济注意吸取南朝文化，聘请梁的毛诗博士和礼博士前去讲学，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熏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新罗在文化上起步较迟，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新罗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思想，创立朝鲜特有的花郎道。花郎徒把"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道德理论当作自己的信条。675年新罗统一朝鲜。为了给新兴的封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在首都设立国学──儒学的最高学府，大量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并且确立读书三品出身法，以儒家经典和汉文作为主要考试科目来选拔官吏。儒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开始供奉在太学。
935年统一朝鲜的高丽王朝，一面尊崇佛教，一面继续推行儒家教化；立文宣王庙，扩充国学，并且令各州立学，实行科举取士。许多大儒还开办私学，著名的有十二所，称十二徒，其中以崔冲的最有影响，以崔冲谥号命名，曰"文宪公徒"。私学的创立使儒学教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儒学影响更为深刻。
高丽王朝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惩罚不忠不孝之人，因而出现了不少孝子忠臣，如割股肉疗父疾的尉貂、抱着"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等。
1392年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属于后期封建社会。李朝统治者改变高丽王朝儒、佛并重的文化政策，全力推行儒教，使之成为唯一正统思想。儒学在李朝达到全盛时期，不过当时儒学主要是朱子学。朱子学在批判佛教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朝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中央设成均馆，府县置乡校。民间还开办了无数书堂，参加各类学校学习的除文武两班官员子弟，更有众多的平民子弟。科举制度规定给中科者及其父母以极大的荣耀，如"殿前唱榜，御前赐酒，赐花于盖，优人呈戏，鼓吹前导，三日游街"，父母活着的赐荣亲宴，故去的祭坟等，这便吸引无数青年学子苦读儒经。
为了满足儒学教育的需要，李朝一面大量进口和翻刻中国儒家经典，一面令朝鲜的名儒依据本国情况以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让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包括文盲在内的所有民众中去。这样广泛深入的儒学教育，改变了历来尚武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木，礼让成俗，柔谨成风"①。十六世纪后半叶在全国实行的乡约，深刻反映了这一点，乡约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认为，"乡约规定的各条，把我国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用儒教的三纲五常表现出来"②。可见孔子思想影响的深远。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朝鲜的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它的精神支柱朱子学越来越表现出保守性。但是，因为朝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能够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实学未能批倒朱子学，所以尽管它己僵化、腐朽，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十九世纪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一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奴役朝鲜人民，同时在文化上打击儒学，废止科举制度，以新式学校代替旧式书院，等等，以便摧毁朝鲜人民的传统观念。在民族斗争中，朝鲜民间曾产生一个东学党，提倡以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反对西学。1894年东学党领导农民起义，纲领是："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①可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儒家思想还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大搞祀孔、讲经，利用儒学的忠孝为他们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退出朝鲜，朝鲜分为南北两个朝鲜。虽然南北朝鲜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孔子儒家思想在南北朝鲜都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
在南朝鲜，二次大战后，由于西方的影响，学术界曾一度倾向于西方学说而忽视对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七十年代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高，欧美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这就促使南朝鲜感到有必要加强对本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孔子儒学思想的研究。最近南朝鲜的一些少壮派伦理学家正在研究中国的礼教对朝鲜历来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及现代南朝鲜伦理道德观念中中国传统礼教所起的作用等。直到现在，南朝鲜仍把孔子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勿自欺"等看作是自己的传统美德。
特别是南朝鲜当局将《易经》的八卦图当作为国旗的标志，说明孔子儒家思想对今日的南朝鲜影响仍然很深。
在北朝鲜，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传统的孔子儒学及其在朝鲜的影响、一直注意研究。例如，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62年出版的郑振锡、郑圣哲等合著的《朝鲜哲学史》中便对儒家思想内容、性质及其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都作了论述，并对朱子学进行了剖析。为了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北朝鲜的学者们正着手进行儒经和汉文古籍的整理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孔子儒家思想和朝鲜思想文化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两千年来孔子儒家思想和朝鲜的民族思想文化已经融为一体。时至今日，包括孔子儒家思想在内的朝鲜民族思想文化必将连绵不断地发扬光大。①《朝鲜志·风俗》。
②《朝鲜通史》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章第710页。
①王立达《朝鲜简史》第28页。
第二，孔子与日本。
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一般认为，这是儒家学说传入日本之始。
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王仁及其他渡日学者，在宫中讲授《论语》、《千字文》等儒书，使日本真正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不久，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学问所，专门负责向王子、大臣们传授儒家经典。教育范围虽然不算大，但影响是深远的。513年开始设立五经之学。到七世纪，由于圣德太子的倡导，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孝德天皇朝置国博士，天智天皇朝设立学校，文武天皇朝颁行大宝令，规定首都设大学，各国设国学，向学生教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孝经》、《论语》，皆以汉魏古注为准。从奈良到平安时期（710-1192）官吏的选拔考试，题目都是有关儒学和汉学的。
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所接受。到了推古天皇朝的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佛、法、僧）外，多为儒家思想，如第一条"和为贵"，第三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反映了儒家的中庸和忠君观念。他所制定的十二级冠位制，也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分大小）作为各级的名号。
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政治生活也有相当的影响。大化革新（645年）和大宝令（701年）的制定，是日本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们使日本从原始的有氏族色彩的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法式备定"的律令国家。大化革新和大宝令都是学习隋唐文化的结果，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
与此同时，孔子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同学在每年春秋的两个仲日对孔子潜行释奠之礼，这种祀孔仪式一直延续下来。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768年，敕称孔子为文宣王。后来祀礼不限于学校，政府官员也参加，执政者藤原基经在释奠之日，率公卿祀孔子，并且计明经博士宣讲《周易》，对孔子的礼拜更加隆重。
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六百多年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阶级，由各级武士组成。古代天皇制度解体，天皇名存实亡，中央政权掌握在武人的幕府手中。武士阶级面临着与农民和商人的矛盾，与天皇的矛盾，与西方列强的矛盾，而武士阶级内部从将军、大名（诸侯）到中下级武士如旗本、御家人等也都存在着矛盾。经过长期的探索，最高统治者将军认识到，要处理这些矛盾，维护封建秩序，除了武力镇压，更要靠儒家思想的教化。这样，儒家思想越来越受重视。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用行政手段严禁"异学"，遂使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历代德川将军都是儒学的热烈拥护者。德川纲吉在本乡建大成殿，置孔子及十哲像，按时举行释奠之礼，时常亲自讲解经书。德川义直著《礼仪宝典》，把儒家理论和日本神道配合在一起。他们建起日本最大的孔庙，设立最高儒学学府昌平坂学问所，大量出版儒家典籍。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诸侯也建孔庙、办学校。这样就使儒学教育空前地发展起来。
德川幕府推重的是儒学中的朱子学，这个学派作为官学，拥有众多学者和很大的势力。由于儒学的强大影响，反对朱子学的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不得不采取儒学的形态，不过是朱子学之外的分支罢了。于是便出现了古学、阳明学、中学、古义学、古文辞学，以及折衷派、考据派等等。这是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儒学各派共同维护家长制道德，最突出的是孝。朱子学派的贝原益轩强调父母对子女要严而不可溺爱，子女则要百般顺从父兄，"受父母兄长之责，虽怒亦不要反驳父兄之是非，应畏而慎听之"①。他们沿着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路线前进，认为妇女应该恪守"三从"、"四德"，严防"五病"、"七出"，给妇女带上较为沉重的枷锁，使她们的地位更低下，命运更悲惨。无怪乎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室鸠巢说："天地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①把孔孟程朱之道看成天经地义。
在封建时代形成的武士的道德──武士道，也与儒家学说有着极深刻的关系。它的主要道德规范如忠、义、勇、礼及其说明，如"得主尽忠"、"舍生取义"、"见义不为无勇也"，"非礼勿视、听、言、动"等等，都来自儒家典籍，有的就是孔子原话。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了近代天皇制。天皇制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是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一方面是由国家资本及政商特权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便决定了日本在政治上实行**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吸取并发展儒家思想的封建主义成分。作为国民教育和精神生活指导文件的明治天皇《关于教育的敕语》，把日本的神道和儒学融为一体，说："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厂孙臣民所俱应遵守。""皇祖皇宗??以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为国体之精华。"它强调"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②，等等。因此，明治以来尊孔之风有增无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人士出于中日友好的情谊，研究中国孔子儒家思想的人不断增加，已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除中国本身外，在世界上日本是研究孔子儒家思想成果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余年中，日本对中国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从未间断。这一时期，孔子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也同样很深，日本朝野人士特别是学者对孔子的评价同样很高。例如，日本著名史学家桑原骘藏赞扬孔子是一位"平凡的伟人"，认为他没有什么"奇迹和预言"、"始终不离人界，以活人始，以活人终"，认为孔子是"像吾人一样平凡的凡人"，但经过不断努力而达到了伟人的地步，因此孔子可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日本朝野人士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景仰已成为中日友好的标志。
孔子儒家思想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与其原有思想文化相融合，也就是所谓儒学日本化。日本化了的儒学不仅深刻影响了千余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日本已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曾明确表示，"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有的日本学者甚至提出要在日本建立新孔夫子的资本主义。这就表明直到现在孔子儒家思想在日本仍有活力，成①转引自《日本史》第215页。
①转引自《日本史》第216页。
②转引自宇野哲人《儒教与日本精神》。
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①。
近年来，全世界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仅仅经过短短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超经济大国。这实在太神速了。奥秘到底何在？前新加坡驻日本、南朝鲜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教授的回答是："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东方文化与西方科技的巧妙配合。"这里所谓东方文化，主要就是指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所以黄望青教授又说："'同舟共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古训"加上"'公而忘私'，这些都是东方的美德，也是日本学自中国的文化遗产。"又说："'得人心'是东方古来治国为政的明训。要提高生产力，少了这味'甘草"，药力也会不大见效的哩！"①事实胜于雄辩。谁要怀疑或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谁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吗？
①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1页。①引自黄望青教授《他山之石·论日本、新加坡经济发展之奥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05、395页。
第三，孔子与越南。
越南为中国之毗邻，自古以来中越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孔子及儒家思想在越南传播之久远及影响之深广是中外闻名的。秦始皇时已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设置象郡。秦未汉初，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即已开始传入越南。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越南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后越南历中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而至五代。为时一千余年均为中国郡县。孔子思想逐步深入越南、并对越南思想文化、民族风情及越南封建化的过程和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东汉初年的交趾太守锡光和九真大守任远，他们以儒术治理越南，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卷之四）》载："及锡光守交趾。任远守九真，建立学校，道以礼义，由此而降，四百余年，民似有类。"三国时代的交趾太守士燮精通儒学，治理交趾长达四十年，他为儒学在越南的传播更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士燮为交趾太守期间，适逢中原动乱。汉之名士多往交趾避难。经学家许慈、许靖、刘熙、程秉等协助士燮传播经学，将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越南。越南史学家吴士连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土王（即土燮）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下盛矣哉！"①西汉、三国时期，特别是公元二世纪末叶，不仅有大量的中原人士远走他乡、南下交趾，越南的士人也有跋涉千里。北至中原的，不仅学了儒学，而且在东汉做了官。
隋唐时代，唐在交州设都护府，派儒者统治越南，在越南大兴文教，振兴儒学。此时来往于中原与越南之间的文人学者络绎不绝，孔子思想在当时虽未取得统治地位，在民间也尚不如佛教普及，但在越南文入学者中特别受到尊崇。
公元1010年，李公蕴在越南建立起李氏工朝，越南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李朝为了发展封建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便更加提高儒学地位，大办懦学学校，贯彻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制度，修建文庙供奉孔下，大量引进儒学经典等等。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三）·李纪（二）·圣宗皇帝》载，"神武二年（宋熙宁三年，公元1017年）??秋八月，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学焉。"这是越南修文庙、把孔子的最早记载，也是使儒学在越南儒教化、使孔子偶像化的开始。此庙建在首都升龙（今河内），公元1171年（宋乾道七年）李英宗时，又加修"文宣王殿"，于是"假孔子"形象也输入到越南。科举和仕途的结合，大大抬高了儒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强了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但李朝儒土人数还较少，儒学虽大大兴起，尚未能取得统治地位。李朝未年政治**，引起农民不断起义，到公元1225年李朝女王被迫让位陈日，是为陈朝。
陈朝（1225──1400）鉴于李朝未年农民的反抗斗争，更感到有以孔子思想来整顿社会秩序的必要。除了以儒学力内容的科举取士、增修文庙祭祀孔子、大量输入儒家经典外，在教育方面、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的一整套儒学教育制度。不仅如此，在此类①《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士记》。
学校之上还专设学习机构，为皇位继承人及皇室子弟进行儒学教育。结果从皇子直至私塾招收的民间子弟，从上到下普遍接受儒学教育，使得孔子思想影响更加深刻、广泛，儒学地位在社会上逐渐占了优势。
公元1400年，陈朝外戚胡季夺取政权，建立了胡朝。胡氏本人虽积极提倡儒学，但不同意程朱理学的观点，而用自己的见解重新解释儒经。而且为了推行儒家学说，他还把许多经典译成方言，并积极倡导过去一向用汉字写诗作文章的儒生使用本国文字"字喃"①，这对于孔子学说在越南的普及和儒学的越南化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儒学在越南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孔子思想变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则是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王朝以后的事。后黎王朝为尽快整顿封建等级尊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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