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著作编年
二 著作编年 (第1/3页)
对贾谊著作年代，过去的一些学者，如汪中的《贾谊年表》、王耕心的《贾子年谱》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贾谊集》所附《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中，均曾详略不等地对其某些著作的写作年代作过考证，但都很不全面、很不系统。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有缺，要准确地判定贾谊每一篇著作写作的绝对年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相对地把贾谊的一些主要著作的写作年代确定下来，对我们研究贾谊思想的发展，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企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贾谊的一些主要著作的写作年代及其流播情况，进行初步探讨，祈达抛砖引玉的目的。
下面，我以年代为线索，将贾谊的著作分系于有关年代之下，并陈述所系之理由，及该著作流播的情况。
（一）早期著作
汉高后八年（前180）贾谊21 岁，从学于荀况学生张苍，学《左氏传》。作《劝学》、《道德说》、《道术》、《六术》、《春秋左氏传训故》。刘师培《贾子新书补》卷下释《劝学》"今夫子之达佚乎老耽"一语时云："案：此文'夫子'，疑即张苍。谊传左氏于张苍，此盖受业之时所作。苍曾典书柱下，故以老耽为况。"上海人民出版社《贾谊集》附《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大事年表"）将《劝学》系于此年，盖所本即此。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云："贾生引用《左氏内、外传》极多，不得谓贾生不修《左传》耳。贾书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故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意者也。"大事年表在汉文帝元年（前179）一栏说："此前作《道德说》、《六术》篇"。按章说，则《道术》、《六术》、《道德说》三篇亦应系于此年。又，《六术》、《道德说》中数多用六，显为承秦之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而贾谊于汉文帝元年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中，建议"色上黄，数用五"，故其以六为数的文章不应迟于此年。《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故《春秋左氏传训诂》亦应系于此年。以上《劝学》等四篇，均存今《贾谊新书》，《春秋左氏传训故》早佚。
（二）在朝廷任职时期的著作
汉文帝元年（前179 年）贾谊22 岁，召为博士，一岁中超迁大中大夫。
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及《五曹官制》。
《汉书·贾谊传》云，文帝初立，召贾谊为博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这个奏疏就是《汉书·礼乐志》上所载之《论定制度兴礼乐疏》。《汉书·艺文志》著录《五曹官制》五篇，并注明"汉制，似贾谊所条"。宋人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引《贾谊传》"宜当改正朔"等语，认为系贾谊所作。据《汉书·礼乐志》，贾谊在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的同时，"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如果《五曹官制》确系贾谊所作，那么它可能就是作为这个疏的附件，进献给文帝的，故将此书系于此年。杨树达在《汉书窥管·贾谊传》的"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悉更奏之"条下指出"《艺文志·阴阳家》有《五曹官制》五篇，班氏自注云：'汉制，似贾谊所条。'疑即此传所称草具其仪法者也。"以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原载《汉书·礼乐志》，今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贾谊集》。《五曹官制》早佚。
汉文帝二年（前178 年）贾谊23 岁，文帝议以谊任公卿之位，周勃、灌婴等尽害之，其后，文帝亦疏远谊。是年，作《过秦》上、中、下三篇，上《论积贮疏》（即《贾谊新书·无蓄》），作《忧民》、《瑰玮》，上疏建议列侯就国。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
《过秦》，亦作《过秦论》。汪中《述学内篇·贾谊新书序》云："《过秦》三篇，本书题下无论字，《陈涉、项籍传论》引此，应劭注云："贾谊书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论。《吴志·阚泽传》始目为论，左思、昭明太子并沿其文，误也。"汪说是，今从之。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吾谓《过秦论》亦贾生所上之书，且为以后诸篇之纲领。何以言之？《新书》分事势、连语、杂事三类，凡属于事势者，皆为文帝陈政事，不应首篇独异。""汉人上疏多喜称引秦事，徐乐、严安之上书，刘向之谏起昌陵，皆如此。贾山《至言》所谓'臣不敢以远为喻，愿为借秦以为喻也。'而《至言》与《过秦》尤相近，《过秦》言不及汉者，此为所上书之第一篇，故姑徐引其端，而其他条目则俟后言之耳。班固以为不切于时事，故不掇之以著于本传。然读《新书》，则当知此篇所以冠全书之意也。"《汉书·文纪》：汉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据《资治通鉴》，贾山即于是年作《至言》，而贾谊《过秦》上、中、下三篇亦系与《至言》类似的著作，似均为应文帝诏而作，故系于此年。《过秦》上、中、下三篇；收入《贾谊新书》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及《陈涉世家》。然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收了《过秦》全文，不过篇次有颠倒，以下篇为上篇，上篇为中篇，中篇为下篇；而《史记·陈涉世家》的赞文则又重载《过秦》之上篇。对此，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纪赞后人所乱》中云："若果本纪内已有此一段，则两处重出，不但迁（指司马迁--引者）必不如此，即庸陋如诸先生（指褚少孙，因《陈涉世家》赞文以'褚先生曰'开头--引者），亦不应至是。今试取贾谊原书寻绎之，上篇是专责始皇，而每以陈涉与六国相形，以见其不施仁义，故前之灭六国易，后之亡于陈涉亦易。中篇亦数始皇罪恶，而下半篇却归罪二世，下篇则兼责子婴。故每并称三主，其次第甚明。??司马迁当日实取《过秦》中、下二篇，为《始皇本纪》赞，上篇为《陈涉世家》赞。"此说可备探讨《过秦》一文流播情况之参考。
《汉书；文纪》：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同书《食货志》在引贾谊《论积贮疏》后说："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资治通鉴》据此，将《论积贮疏》系于此年。大事年表亦从之。但清人姚鼐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古文辞类纂》卷十二《贾生论积贮疏》的注中说："《通鉴》因《食货志》有文帝感此开籍田躬耕语，至文帝二年有开籍田诏，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汉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几四十年，，必在长沙召回时也。"清人王耕心赞成姚氏不能系于汉文二年的观点，但又不同意其"长沙召回时"说。他在《贾子次诂》卷十一《论积贮疏》之题注中说："贾予以孝文六年征拜梁太傅，以十二年卒，孝文六年，汉兴仅三十三年，其十二年，汉兴适三十九年。此疏既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自当上于孝文十一二年之间，最在所陈诸疏之后，盖贾子之绝笔也。若在六年，已不得几四十年，如在二年，则汉兴裁二十九年，尤与疏文不合。班氏失考，辄置此疏于孝文躬耕籍田之前，《通鉴》亦不考原文年分，以沿袭致误，皆非也。姚氏谓上于长沙召回时，庶几近之，惟不知此为贾疏最后之文，乃欲取以补《陈治安》所缺，亦非也。又孝文二年，为汉兴之二十九年，姚氏以为二十六年，亦误。"姚、王二氏言之似辩，然有过于拘泥于"几四十年"之弊。班固作为汉代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他不可能"失考"到将一篇明明写着"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的《论积贮疏》，硬要系于汉兴二十九年（几三十年）的文帝二年。因此我觉得，这里的"四十年"可能系"三十年"之误。考《忧民》篇有"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其内容与《论积贮疏》基本上是一致的。宋人王益之编《西汉年纪》早已发现这一错误。他说："自汉兴至文帝二年，才二十九年，且谊云'凡四十年'，恐误。今易作三十年。按今本，本《汉书》，作三十年。"王氏所说的"今本"，指他见到的《贾谊新书》是"三十年"。故我认为，此疏仍应从《资治通鉴》，系于此年。《贾谊新书》中，《无蓄》篇与《汉书·食货志》所载《论积贮疏》内容基本相同；而《忧民》及《瑰玮》两篇，其内容与《论积贮疏》也有相通之处，部分文字还相同。而《忧民》中还有"今汉兴三十年矣"。这三篇文字可能都是贾谊为了劝文帝重农而上的几篇疏，也可能原来都是《论积贮疏》的一部分，后来在流传过程中逐步独立成篇，故均系于此年。《史记》和《汉书》贾谊本传中，均有贾谊建议列侯就国的记载。《汉书·文纪》载："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薨。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人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据此，故将贾谊建议列侯就国之疏系于此年。以上《论积贮疏》今载《汉书·食货志》，《无蓄》、《忧民》、《瑰玮》三篇载《贾谊新书》，而建议列侯之国疏早佚。
关于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的时间，史有三说：《资治通鉴》和清人钱大昕系于文帝四年，汪中贾谊《年表》和王耕心《贾子年谱》系于文帝二年，宋人王益之编《西汉年纪》和大事年表则系于文帝三年。据《史记索隐》，贾谊"为傅是吴芮之玄孙产袭长沙王之时也"。《史记正义》云："汉文帝年表云吴芮之玄孙差袭长沙王也。傅为长沙靖王差之二年也。""索隐"中"吴产"系"吴差"之误。考《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靖王差（年表作"著"）袭长沙王在文帝三年，则靖王差之二年当为文帝四年。《资治通鉴》将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定于文帝四年，盖即据此。钱大昕则是根据太岁超辰之说，将《鵩鸟赋》写作定于文帝七年，然后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作此赋的记载，上推三年，定为文帝四年。以上三说，都涉及到《鵩鸟赋》中"单阏之岁"是那一年的问题，对此我将在讨论该赋写作年代时再详细论述。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贾谊任长沙太傅的时间，今从汪中之说，定于文帝二年。因为正如玉益之在《西汉年纪》中所说："若载于四年，则绛侯已就国，灌婴己死、无由谮之。"据史载：文帝二年冬十月陈平死，十一月周勃复为丞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行之。'乃免相就国。"（《吏记·绛侯周勃世家》）这就是说，周勃之国在文帝三年年底或四年年初；而灌婴之死也在文帝四年年初（冬十二月，汉文帝时尚以十月为岁首）。因此，将贾谊任长沙王太傅时间定为文帝四年，似乎太晚了一些。还必须指出，贾谊任长沙王太傅时间虽在文帝二年，但应是这年较晚的时间了。因为根据历史记载，贾谊入朝之前，有个廷尉吴公人朝的过程；贾谊人朝之始，任博士，司马迁说他"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即任博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超迁至太中大夫。贾谊任太中大夫之后，又有突出表现，文帝才"议以为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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