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第2/3页)
，他的伟大即在于他的平凡之中，他的大部分诗都是为我们普通人写的。当我听说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肆意贬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作品且声称要追问凭什么称杜甫为"人民诗人"时，不禁哑然失笑：究竟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是养尊处优的他呢还是千千万万正住在茅屋里的普通人？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一种习惯：在评价古代文学家时，要不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不这样做便不具备现代意识、不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竟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等等。我对此一向感到困惑：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人类的文明史是一个不断地积累、发展的过程，在它的各个分支上，都必然体现出后来居上的总趋势，所以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总是要被后人超越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而现代的科学家已能用卫星遥感技术来预测地震了；祖冲之最早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面七位，而现代的数学家借助电子计算机已把，π值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万位以上了。如果我们说张衡"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没有发明更好的地震观测及预测方法，或者说祖冲之"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没有把圆周率推算得更加精确，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什么错，可是那不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吗？据我所知，关于科技史的著作中很少见到此类"论述"。但是在文学史、哲学史的研究领域内，这样的"论述"却是大量的、经常的，有时甚至是喋喋不休的。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音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真理与方法》）
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诠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却必须时时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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