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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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利益。在有些方面，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但罗兹深知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核心利益。
几个月内，几家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墨西哥改革的第一个财务安排出台。不久后，巴西发现自己深陷困境，随后其他国家也出现困境。事实上，罗兹参与了几乎每一个救援行动，他用尽其技术技能和外交手段，去帮助包括公共组织和私人部门的各方，建立信心。
那些呼吁国家引导融资的银行家的意见，在我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但那都是些相对无效的努力。那时并不缺少金融专家的意见，缺乏的是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本能理解，是引导各方达成共识的能力，是必要时发挥权威作用的意志。在谈判桌上罗兹展示了他所具有的这些品质，不止一次，我觉得需要恳求花旗银行时任总裁沃尔特·里斯顿，让其派罗兹前来缓解紧张局面。
自从我离任的几十年内，这种模式多次重复出现。20世纪90年代亚洲危机是最主要的例证。金融恐慌源于起初被认为有限的泰铢贬值。投机压力席卷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亚其他地区，并最终影响到韩国。韩国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新兴国家，当时试图遏制和化解韩国经济危机的努力似乎要化为乌有了。最后，在关键时刻，罗兹被召紧急到位，并迅速组织了必要的贸易信贷恢复。不管怎样，总算是化险为夷。
这只是持久模式的一部分。罗兹几十年来对国际金融事务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顶级顾问，也是绝大多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官员的知己。他所发挥的作用不仅限于美国，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代领导人被他的探索思想所唤醒，并受益于他的洞察力。在新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有效地提高了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和协调力，加强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
罗兹在花旗银行的作用，特别是面对银行敏感的不确定性时，别人能讲述得更充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管理风险的内部责任，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与政府部门的广泛工作，他向公众发表警告性演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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