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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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问题，新生活总要代替旧秩序。然而，向过去告别，不一定都是笑语欢歌，说不定还有依恋和痛苦，也会有田园诗式的淡淡的哀愁。
比方，我盼望住进高楼，多高都不怕，一心要离开我那住惯了的大杂院儿，而我的二舅却死活不愿搬到那“鸽子笼”里，对一切高耸入云的新式建筑都抱有刻骨的仇恨。人和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我二舅是昔日的裱糊匠。说他是“昔日的”，是因为他的职业，在如今的北京城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解放前，他扎纸人纸马（行话叫“扎彩”）。逢到阔人家出殡，只要主家出得起钱，他就会扎起排满一街筒子的彩活。金童玉女自不必说，连车马轿辇、箱笼衣物也一应俱全。蓝脸的小鬼，粉面的神仙，也个顶个直挺挺地矗在秫秸杆上。我小时候傻透了，常常看着这些纸糊的东西瞎想，怎么也闹不通，死人怎么会坐着纸车马，用纸银锭去买纸做的糕点，边吃边奔向鬼门关。阎王爷跟把守城门的鬼卒，收一把纸钞就放行，就开恩，难道他们不知道那玩艺儿顶不了法币用吗？看来，人一死脑子也就不管用，纸做的东西可以当真。我又因此想到活人的可恶：一边用假东西欺骗鬼魂，一边还鼻涕眼泪耷拉老长的哭他们，这叫什么事呢？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二舅，他老是干骗鬼的营生，赚取活人的金钱，还没完没了地吹他的手艺。要是鬼们哪一天吃了解药（据说鬼魂都得吃**药），明白过来，非得找他算帐不可。我管他叫傻二舅，他管我叫傻小三，到底谁傻，这桩公案一直没弄清过。
解放了，傻二舅扎彩活的手艺没用了，他改为糊顶棚。
“傻小三，瞧瞧二舅的手艺，赛灰顶！”二舅依旧没完没了地吹他的手艺。反正北京城里的民房大多都是纸糊的顶棚，他施展本领的机会多得很，春秋两季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我亲眼见过他的手艺，那两下子确实不含糊。他可以不用登梯上高，只用一根T字形的林秸架，搭上刷了浆糊的大白纸，站在地上，往上一送，再用一把长柄笤帚那么一“呼撸”，就把纸平平整整地贴在棚架上。如此这般，三下五除二，很快地就糊好一间屋顶。他说让主家买几张纸，就用几张纸，剩下一两张，裁成小条，做贴墙缝的搭头，手指头大的纸也不会剩下。待到顶棚干透，您上眼瞧吧，连纸缝都难以发现，确确实实的“赛灰顶”。
“这是艺术，老三！没两下子，能吹这牛吗！”二舅说，“就好比你耍笔杆子，这也是练的。”逢到这时候，我就赶紧给他打酒喝。他见酒就喝，一喝就醉，一醉就睡。睡了自然就不再咦叨，我好去写稿子。不然，他的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得洗耳恭听半天，还不许脸上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否则，他会指着我的鼻子数落我：“啊，会写俩字儿了是不？瞧不起你二舅了是不？先别说我抱过你，——哪个作家也有让人抱过的时候儿，——就算没这码子事，你二舅是劳动人民不是？文艺不为工农兵服务？你得为我服务啊！”
“好说啦二勇，我这就给您服务。那谁，拿钱打酒去，买半斤猪头肉！”
他数落了我，还得喝酒吃肉。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先拿酒把他的教训噎回去呢？所以，他一吹牛，我就敬酒。
不过，他的训词里也常常有对于旧北京生活的留恋，不时地激起我情感的波涛。
“这会儿什么都归集体了，不好。”有一回，他犯了胃病，以热茶代酒，越发勾起了谈兴，竟然说出这么一句使我心头忐忑的话来。我赶紧说：“二舅，茶可不醉人，您老可别说醉话。”
“怎么啦？”他瞪起小眼睛叱搭我，“瞧你那胆儿，我又没反对集体化。我是说，当初搞得太死，缺个活泛劲儿。你比方，想吃碗老豆腐，麻酱、韭花、辣椒油那么一浇，好吃不？可上哪儿找去呀！街口那小吃店，偶尔也卖过，那不是老豆腐，是棉花套子。”他撒着嘴说，“硬面饽饽，好不好？冬景天儿，夜里，刮着风，电线呜呜响。老远的，听见梆子声，那是卖硬面饽饽的来了。你听那声吆喝：‘硬面儿——饽饽！’好听不？听不见啦！”
这几句话把我带回童年，仿佛那寒风里悠长苍凉的叫卖声又回荡在耳边，这也是一种诗意呀，北京生活是有一种散文诗的美。
“什么都见不着啦！你小时候儿，好吃半空儿。”二舅说。所谓“半空儿”，是那种入不了干果店的、一头瘪一头有一粒小小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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