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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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到底来了。坐，您坐。喝茶，早就沏得了，正酽，您能上我们这儿来聊聊，可真不易。没有一位作家肯上我们这儿来体验生活。提起我们这单位，人家头皮子发麻：火葬场。这是一。二来呢，人家都觉着我们这儿没生活，净“死活”。我们这帮子大俗人入不了文学跟艺术的殿堂。好像小说里一写上我们，我们浑身的尸首味儿就会把百花儿都熏蔫了，把艺术之神吓跑了，连她的琴也扔在我们那焚尸炉里。他们觉着我们这儿是庸人俗事，跟生活的洪流不沾边儿，合著我们跟死神是哥们儿。他们老写医院，老写医生——我并不反对写这个，可是，我们跟医院是流水作业呀，他们治不了的就往我们这儿送。凭什么就把医院歌颂得神圣得不得了，把我们这儿贬得一钱不值呢？说我们的生活跟哲理无缘，倘或没了哲理，文学艺术就没了灵魂，是，这话不错。可说这话的大爷糊涂哇，生与死，从来就透着神秘，所有的宗教都跟阴间、来世相联系着。宗教是不是哲学？火葬场里头会没有哲理？他是纯粹的外行。说透点儿吧，这些个人是瞧不上我们，觉着我们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和死人也就差不多。旧社会把我们叫“忤作”，下九流的最末一流。这思想，到今儿也还有普遍性。虽说，每位作家，早晚吧，也得成了我们的“业务”，可这会儿，他们老觉着离我们越远越好。其实呢，我们接待过的作家、艺术家多了去啦，那边儿，足可以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乐团、歌舞团、话剧团，外带成立一个挺大的作家协会，绝不比这边儿的质量差多少，您信不信？
您来了，好。我们知道，您也差一点儿干了我们这行。甭瞪眼，我们也会打听。上回，我们跟您差一点儿进去工作的那个火葬场交流经验，怎么搞好团的工作——我们这儿也有青年：男的、女的，都有；也有知识分子，虽说程度不高，可高中毕业生也有一批。我就是高中毕业。——那个兄弟单位指着您的名儿问我们：“知道谁谁谁不？”“知道”。“他差点儿进我们这儿工作，宣传火葬的好处。人家这会儿是作家啦！”我知道，那会儿您正走背字儿。可从火葬场里成长起几位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干嘛总那么踩乎我们呢？您说是不？
哟，说了这么多废话，还没到正题儿上。您是想问问我，我的家，我爱人这些个事，对吧？
打哪儿说起呢？
先说我父亲吧。老爷子伺候了一辈子死人。他从来没闹过情绪。他老说：
“人生一世，到了儿都有这么一回。善待别人，等于善待自己。活着的时候儿，人有王公卿侯、杠户、叫花子之分；一闭眼，大家伙儿可就平等啦。那边儿，不兴耀武扬威。倘或有那路人死心不死的主儿，还想爬在人上头，那边儿有咱们的革命家，高台儿上一站，集合个成千上万的部下那是保险的事儿，闹个革命，建个平等的社会，比这边儿容易得多。”
您听，老爷子这话，有没有哲理，有没有幻想，有没有诗意？
他老还常说：“咱们善待死者，就是让活着的人，心里头得到份儿安慰，好更踏实地干自己的事由儿。咱这也是为国为民出力。”
这叫没有觉悟？自然，他也有点儿迷信。他临死的时候儿，也是由我们这儿过的境——对我们说：“甭难过，人死如灯灭。我在那边儿朋友多。别看我这会儿一个人先过去，到那边儿朋友们你帮一把，我帮一把，我这灯就又点着啦。”老爷子是笑眯滋儿地过去的。
他有什么不安心的？他没有理亏之事。逢到火化之前，他看到哪位死者身上穿得过于地讲究了，戴着顶好的手表、钢笔唔的，他就劝死者的家属：
“留下他外头穿的这好衣裳吧，那边儿不冷，也不讲究穿戴。还有这手表、钢笔，也留下。那边儿用不着，都是自动地报时，用打字机写文章。您留下呢，一来是个纪念，二来能派上个用场。烧，也是白烧啦。”
十年大折腾那会儿，火葬场整天运来些整死的，冤死的，横死的。老爷子一律善待。照旧给他们洗净了脸面，擦掉了在这边儿得到的不公平的痕迹。不是没人干涉呀！有时候，瘟神一样的活着的主儿，斥挞他：
“老家伙，你有阶级立场没有？”
老爷子翻翻眼皮，细声细气地告诉他：
“别嚷嚷，他魂儿还没走。嚷急了，他老跟着你，白天晚上缠着你，你乐意？再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有我们工作的制度跟要求。要不，劳驾您了，您自个儿把这位搭到炉子里头。何苦呢？您要到了这份儿上，也这么大花脸儿地过去？”
我不知道你们作家怎么看我们老爷子这种人，他算不算善良？算不尊心灵美？值不值当写？
还有一回，老爷子跟一个当时挺有名的笔杆子辩论。那位理论家是来监督烧一位屈死的“老机会主义者”的。
老爷子说：“人跟尸首没多大的区别，也就是一口气儿。可，没气儿的活人和有气儿的尸首，多了去啦，数也数不清。”
这句话噎倒了那位理论家，下命令让我们场头儿调查老爷子的三代。场头儿一跺脚，说：
“嗨，三代子殡殓工，揪出来也还是烧死人。甭查了。”
这就是当时的“革命”。连老爷子这哲理也打不倒。您说不是吗？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将要去的那个世界，您难道不觉得老爷子说的是真理？那边儿，有许多永远活着的死者，这边儿，已经死了的活人，也不在少数。
我自己？没什么好谈的。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我爸爸说：
“还干我这行儿吧。现在单位里缺年青人，谁都不愿意来。再这么下去，死者该摞成架啦。社会主义呀，总不能活着的时候儿挺痛快，死了，挨个儿排长队吧？咱这儿不是银行储蓄所，专门存尸首。早点儿把他们送走，死的活的，两心安呐。去吧，小子。这不是没出息的活儿。你是团员，带个头儿。”
我那时候儿思想斗争挺激烈，心里头难受。我有个女朋友，初中毕业生，收破烂儿的。她长得漂亮、水灵，脸上老是带着笑。我也说一句洋话，显著自己也高雅一点儿吧，这会儿时兴这个。我那女朋友的笑脸儿，挺像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萨》，是一种所谓永恒的神秘的微笑。我们俩从小儿在一起，感情自然是非常之好。我们虽没有明说，但话里话外，眉梢眼角所透出来的那点儿意思，是彼此都清楚的。我爱她，她也喜欢我。您打年轻时候过过，您知道初恋的滋味儿。火烧火燎，那是淡而无味的形容词儿。又苦又甜，我才觉着合乎实际。心里头老是坠着什么东西，巴不得看见她的身影儿，听见她的脚步声儿，愿意老是在小风儿和细雨里头跟她悄没声儿地走哇，走。心里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可见到她，却只有沉默，只有瞪着眼，不错眼珠儿地傻瞧着她的份儿。有一首日本歌曲叫《海滨》，说：“想起青梅竹马，我心绪更惆怅。”哎，惆怅，这话对。您想，有这么一位老是让我惆怅的温存漂亮的女朋友，我的心能平静吗？可我相信她，相信她不是那种势利眼的姑娘。相信她懂得人总要死，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关口上，总得有人把死者的脸面收拾得更安详更受看一点儿，总得有人把他们运出活人的国境。她也会有这一天，她不会瞧不起那些在她最后的时候帮助她净化的朋友。所以，我下了决心，在爱情和工作的选择上，我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而且相信爱情和烧死人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可是，我错了。
当我跟她说我要去火葬场工作的那一天，她告诉我，电影厂请她去拍电影。她怎么也受不了这个实践的判决。她简直想象不出一位电影明星怎么跟一个烧死人的工人一块儿走在大街上，更甭说上公园儿去观赏玫瑰和牡丹，在柳树荫下一块儿划船。清风、细雨、鲜花，绿草，诗与音乐，都同生命连在一起，留给死人的只有黑暗。我天天和死人做伴，于是我就被判定为准死人，半死人，与这些美绝了缘。所以，她二话没说，——当然，她流了眼泪，可这拦不住她同我诀别，我们从此就“拜拜”了。
您看，人的荣辱，差别就在顷刻之间，在宣布请她拍电影的那几分钟里，她变了，由一个收破烂儿的“下贱的”姑娘，变成了耀眼的明星。我呢，只是咯噔一下儿，不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下决心去当烧死人的工人，立刻就从不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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